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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与思考

时间:2020-11-24 作者:lylunwen 所属分类:杂志社官网 点击:19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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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介入乡村”经过近20年的实践与发展,艺术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为:艺术不只是目的,更成为方法;艺术不只是纯粹艺术本体的审美实现,更是探索解决乡村现代发展的新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中,艺术成为实现乡村社会人文生态修复和经济生态再建构的可实践方法。以“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案例为载体,体察“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中的艺术流变,探索“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在理念、方法和目标上的嬗变与发展,为当下“艺术乡村”建设提供多元性、在地性、互动性等启示。
 
  关键词:“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案例;方法研究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始于2000年左右。此后,这种具有实验风格、艺术家个人情怀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一股热潮。总体上看,“艺术介入乡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当代西方哲学为当代艺术作为关乎政治实践的感性真理提供了知识合法性;二是它从实践的层面回应了90年代初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歧;三是2000年后当代艺术开始方便地进出美术馆、国际展览、艺博会,于是介入乡村便有了条件优势[1]。
 
  当代艺术突破了传统艺术的静观美学,重视艺术审美的动态性、交互性等特征。艺术家通过更广泛更先锋地构建动态的感性审美场域,来突破固有的艺术标准和桎梏,探索不确定性的美感表达,从而吸引和培育艺术的现代拥簇者。公共艺术等当代艺术将审美的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甚至客体与客体相连接,形成多元的感性交互场域,产生和呈现出丰富的审美意向和人文指向。
 
  艺术的介入功能在其审美关系的流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介入社会和生活的激情与能力。基于此,艺术家们自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将艺术重新与生活相融合,用更广泛的艺术思考来观照社会的前沿问题,呈现出对社会组织、地域社区、特定群体的积极介入,主动对社会结构和系统进行思考及批判,并试图提出艺术视角下的解决方案,以实现艺术对社会文化和人性塑造的影响。所以,当代艺术从美学功能转向社会功能的流变,从艺术的自主转向对生活的整合,都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了可能。
 
  一、“艺术介入乡村”研究现状“艺术介入乡村”最早是艺术家自发并带有强烈个人情怀和实验性的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家将个人的艺术理想和创作植入到乡村的自然场域之中,来构建动态的感性审美场域,具有鲜明的艺术自主性和先锋实验性。这种类型的艺术实践有很多,如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项目”和他的《艺术村庄》(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渠岩的“许村计划”和他的《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艺术视界:渠岩的文化立场与社会表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渠岩、王长白的《许村:艺术乡建的中国现场》(《时代建筑》2015年第3期),渠岩《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和顺,山西,中国》(《世界建筑》2015年第2期);左靖的“碧山计划”和他主编的《碧山》杂志;吕品晶的“雨补鲁项目”和他的《雨补鲁村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城市环境设计》2016年第10期);胡泉纯的《贵州雨补鲁寨“艺术介入乡村”创作实录》(《公共艺术》2016年第5期),等等。
 
  如果说艺术家早期走进乡村,把创作理想投向乡村,是对城市化、物质化发展对人异化和挤压的反抗,将乡村视为建构新艺术和新文化的广阔空间;那么,随着艺术家乡村艺术实践的不断深入,艺术家所记录和总结的艺术理念、艺术建设、在地体验等,又突破了艺术创作本身,实质性地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互建过程,为“艺术介入乡村”积累了实践经验,拓展了实践思路。同时,他们的实践和探索激发了社会对“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兴趣及思考。至此,艺术作为一种方法,成为当下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思路。同时,艺术理论家围绕“艺术介入乡村”的理论建构渐次展开。
 
  201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了以“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现代乡村建设展开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探索了“艺术介入乡村”的多种可能,并将艺术实践从最初的精英文化的狭窄视角带向了更广泛的多学科视域。许多学者认为,艺术不只是目的,更成为方法;同时,艺术不只是对于艺术家情怀乌托邦式的实现,更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探索解决乡村现代发展危机的新路径,成为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实现乡村社会人文生态的再修复和经济生态的再建构的可实践方法[2]。
 
  此后,对“艺术介入乡村”实践的理论探讨和建设逐渐丰富,如方李莉的《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杨贵庆等的《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这些研究与评论对“艺术介入乡村”进行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层面的理论阐释和发展趋向拓展,使艺术突破了“艺术”本身,既是审美的,也是经济的;既是政治的,也关涉伦理[3][4]。艺术通过介入乡村建设,实现其对社会的深层介入。这在王南溟的《乡建、艺术乡建与城乡互动中的几种理论视角》、李耕等的《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类学前沿观察》研究中均有所体现[5][6]。
 
  此外,积累了丰厚实践体验的艺术家再次以现代性的批判视角,对其艺术实践进行深刻地反思,如渠岩的《艺术乡建:重新打开的潘多拉之盒》、吕品晶的《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乡村改造实践》等,全面而深刻地剖析自身在艺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意义的解决构想。这些来自于艺术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对推进“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7][8]。
 
  二、“艺术介入乡村”实践的问题与重构
 
  (一)以艺术审美为主导——艺术家先锋性的构建及弱化早期“艺术介入乡村”,始于艺术家的精英文化视角,以审美性、情怀性和实验性为特征,是对于城市文化的一种反抗。因此,这一阶段的“艺术介入乡村”聚焦于乡村和民间所积淀和保存的丰厚传统风俗文化、生活方式、古物建筑等。从乡村原始景观的发掘和再造,到建设乡村民俗展示馆、乡村书屋,都展现出艺术创作主体对乡村自然的迷恋与回归,并努力将人文思想和现代精神注入自然村落之中,旨在建立一种与城市相对抗的“诗意栖居”的现代乌托邦世界。
 
  但这类“艺术介入乡村”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视角和城市文化趣味,对于乡村的再建有着摆脱不去的“自上而下”性。艺术家更关注自然和乡土的融合,却对乡村中人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和蔑视,尽管这并非出于艺术家的主观意志和想法,而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一种普遍性文化意识的呈现,但还是引发了关于“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的论争[9]。谁该是建设的主体,艺术家还是村民?艺术家和村民之间的共同体是否只是艺术家的一厢情愿?周榕认为,城乡二元认知结构下会逐渐形成城乡二元乌托邦,即产生代表未来的现代乌托邦和保管传统的乡愁乌托邦的结合[10]。
 
  也就是说,在乌托邦化、体系性的时空虚构中,对于现实的责任被隐性地推卸了:城市不关注现实,而关注虚构的未来;乡村不关注现实,而关注虚构的过去。在对未来和过去的二元、两分化虚构中,现实或当下,从未找到文化上合法的存身之地。
 
  因此,无论对于城市建设还是乡村建设的想象力都被压缩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式化区间之内,势必会形成城市和乡村意识及文化上的完全割裂与分化,将城市和乡村放在二元对立的两极,这对于乡村的现代性建设是没有意义的。艺术对于乡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艺术与乡村间的相互滋养、激活与融合,彼此供给的活力、灵感和想象,因此艺术与乡村相结合是彼此激发而不是彼此背负。在实践主体性问题的不断构建过程中,艺术对于乡村的介入,从审美的、先锋的特质向生活的、在地的方向转向,把“艺术介入”转向“艺术建设”,从而缓解了最初“艺术介入乡村”时所被强加的道德和伦理压力。艺术逐渐转化为方法和路径,打破了在乡村和艺术之间所预设的阻隔,艺术家及其创作实践真正融入乡村的生产消费体系之中,使艺术成为更有意义的乡村建设。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艺术介入
 
  乡村建设的理念重建随着“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深入,艺术家不断追问和反思“艺术介入“的目的和价值,这构成艺术乡建的元问题。在众多“艺术介入乡村”案例中,艺术家的艺术理想各异,介入方式、角度和建设方法也多有不同,但对于元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指向,呈现为对传统乡村价值的回归、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
 
  乡村作为一种与自然更为接近的生活空间,天然带有一种充满艺术感的想象性,这种特性吸引和激发艺术家的艺术构想和创作。当“艺术介入乡村”进入更成熟的阶段,艺术便超越了本体的自为,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视域中。艺术成为修复与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提供新的路径。艺术乡村建设不同于刚性的短期绩效建设,呈现为审美的、渐进的、柔性的改变。
 
  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身份,使他们在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影响下对自然、传统、故乡存有天然的向往和依恋,因此,艺术家大多秉承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与激活理念,怀抱重新再现中国传统空间的价值理想,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村落与人的关系进行一种现代的美学式的传承与转化。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项目就是典型的植入自然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案例。
 
  石节子美术馆位于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这里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优美山水,而是一个交通不便、干旱缺水的贫瘠地方。但靳勒是在这里走出去的石节子人,他以艺术家的情怀和对家乡的热爱,将村庄的家家户户、山山水水,每个村民,还有他们的家庭、生活、生产,甚至家禽、农具都成为美术馆的一部分,共同构建成为中国第一个乡村美术馆。在美术馆建立之前,乡村的生活就是日常;在美术馆建立之后,村民的生活就是艺术。艺术的介入,使他们开始自觉地关心和保护传统的民居建筑,同时村里的环境也变得干净整洁,村子的人文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村民们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自信起来。
 
  每一年石节子美术馆都会举办多种类型的艺术活动。在“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中,村庄及周边的村民逐渐从谨慎地分享艺术氛围,到大胆地参与艺术活动。美术馆搭建了一个乡村与外在世界交融的平台,促成了村民与艺术家间的碰撞与交流,产生了一批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更培养了一批原生态的农民艺术家。新媒体时代,艺术成为这个偏远村庄与村外世界沟通的桥梁,艺术的介入使石节子村具有了话题性。石节子美术馆将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艺术与生活联结在一起,使之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三、“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启示
 
  (一)艺术使乡村建设更多元、更地域,不该是城市的翻版对于乡村发展的路径,尽管学者们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对于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城市发展已经透支了乡村:乡村的人口流失、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等,但与此相较更显危机的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快速消失。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历史,赋予了乡村以厚重的文化蕴集,乡村之于中国人特殊的情感意义,既是“美丽的乡愁”,也是“世外的桃源”,还是“诗意的栖居”。因此,乡村的发展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性和地域独特性的,不能是“千城一面”城市发展模式的照搬。
 
  在充分认识乡村特有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特性的基础上,应给予乡村发展以相对独立的自主空间。通过多年来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特别是“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探索,用艺术激活乡村经济和文化已成为乡村振兴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但在“艺术介入乡村”的风潮之下,一些艺术家把所谓的现代艺术“粗暴”地引入到乡村,不仅没有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反而对古老的人文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而这些被破坏的文化印记已永远不可再恢复,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因此,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艺术的方法再建地域景观、重构乡村文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问题。乡村建设不仅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乡村建设研究采用了较单一的路径,缺乏更广阔的思路和方法。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近年来将研究从普通城市转向普通乡村。他认为,普通乡村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其现实主义对抗乌托邦的特征。
 
  也就是说,当城市化成为潮流,城市成为中心却失去了其特性,而乡村提供了一种特性的可能。当代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不应成为城市的翻版,也不能成为传统建筑文化的新编。中国当代乡村并不是现代的,它们是中国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当代文化现象,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因此,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应以更多样化、更地域性的思维来面对。当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不会像城市发展一样只是一种思潮或一种风格,而是新的情境中的多样选择。当然,这也说明乡村建设存在很多的问题,各种困难常常围绕在乡村建设的路上,但也正是这种困境中的探索,使中国当代乡村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体现出特殊的魅力。
 
  艺术教育论文投稿刊物:《学术研究》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于1958年1月,1996年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20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二)艺术介入突出在场、现场和问题,是一场“走出书斋的革命”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说:“绝大多数评论家与哲学家不愿将当代实践的实体拥入怀抱,因为这些实践根本就停留在无法阅读的姿态,因为人们无法从前人所解决或留下的问题出发,分析这些艺术实践的原创性和相关性。”[11]其中深层的意味,正是对于封闭、静态、归纳式的阅读和研究方式的一种批判,而能够使艺术得以被阅读和研究的方法,就是要以开放、动态和观察式的方式来进行。
 
  以此理论展开对“艺术介入”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会发现当代艺术的介入一直处于动态、开放、成长的状态之中。当代艺术流变所具有的主体关系审美性、交往性、介入性和生活性,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时近20年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也为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案例支持,使“艺术介入”成为构建中国乡村现代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效方法,为中国乡村的现代性重建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路径。
 
  参考文献:
 
  [1]赵成帅.艺术介入乡村:审美的、政治的与伦理的[EB/OL](2015.-07-22)[2020-05-12].http://shuhua.ce.cn/xinxi/201507/22/t20150722_6006332.shtml.
 
  [2]邓小南,渠敬东,渠岩,等.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J].学术研究,2016(10):51-78.
 
  [3]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J].民族艺术,2018(1):17-28.
 
  [4]杨贵庆,戴庭曦,王祯,等.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
 
  作者: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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