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文发表，期刊论文，职称论文，经济管理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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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和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经济合作基础深厚，产业互补性较强，价值链融合度较高，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进一步凝聚三国合作潜力，促进区域内价值链深度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后疫情时代为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注入了新的动力，目前的关键是要创新合作模式，突破内外障碍，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注重规则与制度建设，积极引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增长与和平发展。

 

　　【关键词】统筹规则 创新模式 中日韩自贸协定 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经济高级职称论文发表，是由北京市重点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坚持开放性、包容性的办刊理念，竭诚团结国内外老中青广大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为本刊的骨干作者。

 

　　中日韩三国经贸往来源远流长，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和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三国经济合作基础广博，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三国经贸投资关系越来越密切。早在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就提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13年开始正式谈判，到2019年底已经进行16轮谈判，虽然不断取得进展，但是距离目标仍然较远，后疫情时代为加速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结合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从中日韩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等多角度分析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路径，为中国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具有坚实基础

 

　　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经济核心，合作潜力巨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成为世界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不仅使中日韩三国间贸易投资更加便利，经贸往来更加密切，而且对于推进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基础广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实现共赢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作为世界上第二、第三和第十二大经济体，共约有16亿人口，GDP总量超2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70%以上，是凝聚整个亚洲的中坚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2018年以来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是三国经济仍然稳步增长，保持上升态势。2019年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达到21.1万亿美元，与美国的21.4万亿美元相当接近。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经济增速达到6.1%，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日本2019年GDP总量继1995年后终于再破5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日本上世纪末因房产泡沫经济增长停滞、多次出现负增长，虽2019年GDP的实际增速只有0.7%，但国力不见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仍逐年提高，依旧是亚洲最强悍的发达国家;韩国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也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具备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强国。

 

　　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构建了全方位的合作体系，合作成果丰硕。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中，中日韩三国开启合作进程，谋求共同发展。20多年来，中日韩三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持续推进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已经初步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09年首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在北京举办，构建了三国工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开启了中日韩合作的新局面;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发挥了先行探路的作用;2019年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共同发布《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为三国未来的合作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

 

　　中日韩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尤为显著，三国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从2010年起，三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球經济衰退期虽有所下降，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贸易额在2013年大幅度上升。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国别报告数据计算，中日韩三国贸易由1999年的132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底的6220亿美元，[1]20年间增长了3.7倍，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六分之一。中国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为三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三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利关系快速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2]

 

　　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参与国，在共同推进RCEP谈判进程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9年11月，除印度之外，其余15个成员国均已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的所有市场准入谈判。2020年6月，在RCEP部长级视频会议上，谈判各方一致决定将全力推动在今年内达成协定。[3]实际上，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中日韩三方已经重申将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4]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RCEP的达成无疑会为多边贸易体制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将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奠定基础。不难想象，一旦RCEP谈判成功，中日韩三国将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标准、更高水平、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这不仅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而且还将有助于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日韩三国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相连，合作前景广阔。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各异，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相连，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处于产业链的中高端;而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于资源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日韩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资源匮乏、国内市场小等短板日益突出，而劳动力充足、自然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大的中国恰好能够解决日韩所面临的经济制约因素。由此可见，三国经济贸易互补性极强。在供应链方面，三国不仅在亚洲拥有主导区域经济和产业价值链的能力，同时三国供应链的深化合作，更为亚洲区域产业价值链的建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覆盖与技术支撑。

 

　　经过多年较快增长，中日韩都面临新旧动能的转换问题，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与日本的“超智能社会5.0”战略、韩国的“革新成长”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为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孕育出新的机会。日韩分别在原创性技术、产业化创新等领域有领先优势，中国则正培育强大的内需市场、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为各类新技术提供试验场;[5]日韩在信息、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优势明显，中国则在5G、互联网方面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日韩经济结构的调整，三国可能会在产业发展上有竞争的一面，但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竞争引导共同繁荣。由此可见，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仅对亚洲区域建立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具有正向作用，还将成为亚太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器，为世界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全球化增加新的动能。

 

　　中国积极主动的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积极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符合各方对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期待。其中，“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各国面临的经贸投资、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自2017年以来，日韩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怀疑转向理解、从被动转向积极，两国开始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同中方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将为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一方面，中日韩三国作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受益者，都希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国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之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想要通过互联互通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促进多边经济发展。在这点上，“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日韩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和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之路(计划)”均可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助力中日韩自贸区的快速建成，进一步打通东北亚地区同其他大洲陆地间的交流与共享。“一带一路”现已成为助力中日韩谈判的重要平台，而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将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成果的转化，提高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进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助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7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13个，涉及3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充分表明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成功，不仅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成为拉动双边贸易投资全面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供应链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为亚太区域合作树立成功榜样，增强了中日韩三国对合作前景的信心。

 

　　中国重视和东南亚等所有周边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营造稳定友好的合作环境。中澳高水平自贸协定，说明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协定谈判;中新自贸协定体现了两国坚持开展自由和开放贸易、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这些自贸协定的达成，展现了中国坚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增强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信心。中国将会以中日韩自贸协定建立的“点”，串起RCEP自贸协定的“线”，最终再融合汇聚为亚太自贸区的“面”，中国在打造亚太区域自贸规则方面的构想正在逐步成熟。此外，中国与世界各集团与区域之间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密切，对外开放的力度将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切实行动，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协定的早日达成，实现三国合作关系的全面升级。

 

　　突破内外障碍是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关键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基础广博，产业互补性较强，价值链融合度较高，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进一步凝聚三国合作潜力，促进区域内價值链深度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并不顺利，数经波折，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阻力，突破内外障碍是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关键。

 

　　求同存异，增进互信，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政治互信应该是推动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基础，然而中日韩之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内部矛盾，既有领土纠纷问题，也有复杂的历史和经济问题，政治互信的缺乏成为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

 

　　2012年，“钓鱼岛”事件突发，日本声称要“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实行所谓的“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安倍晋三执政以后，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实施了更多针对性和包围性的措施，提出要构建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浩瀚的“钻石形状海域的守护战略”。2013年5月，日本积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从而抗衡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日本的这些行动伤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互信关系，影响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展，导致中日韩首脑峰会和外长会议等常规对话机制中断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双边贸易额从2012年开始连续5年下降，其中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中日双边投资从2013年开始连续4年下降。2017年，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的态度开始转变，中日政治关系开始慢慢转圜，也带动了贸易关系的回暖，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上升，2018年终于回到了“钓鱼岛争端”前的水平，中国也在2018年超越美国再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安倍政府对中国展示出较为友好的姿态，表示愿意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积极合作，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与中国进行了友好互助，但随着安倍晋三的请辞，新首相的上台，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进一步强化还未可知，日本一直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中韩关系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韩国于2016年7月宣布将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韩国也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此事件导致中韩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

 

　　日韓关系近年来也不稳定。2005年发生独岛(竹岛)领土主权之争，日本政府将2月22日定为“竹岛日”，使得两国矛盾不断激化，后又因“慰安妇”问题使韩日关系更陷入深度僵局。2019年，日韩贸易争端再起，两国互相将对方从本国贸易“白名单”中移除，韩方甚至还威胁将中止与日本的军事情报共享协定等。另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些行为也多次伤害中韩两国人民的信任，如“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严重歪曲了中韩历史，引发中韩对日不满。中日韩之间近年来因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导致三国在区域合作中难以建立足够的政治互信，以致缺乏区域认同感，从而影响三国间的深度经济交往，是阻碍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主要因素。

 

　　采取灵活措施，化解规则、主导权和议题设置问题。主导权意味着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所以主导权问题是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把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作为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动承担维护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繁荣的责任。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对此，日本也在加快调整其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首先，改变本国的东亚贸易战略，力图推进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积极推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由此获得东亚贸易的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其次，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韩两国积极倡导以“10+3”为核心的发展体系，而日本却执意坚持“10+6”的合作框架，其目的是借助多国力量，抵消中韩的影响力，进而掌控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最后，日本试图将CPTPP的标准和议题直接搬到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中，甚至以放弃谈判相威胁，这样不仅可以在谈判议题的设定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筹码，而且有利于强化日本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规则制定权。

 

　　日本的战略目的比较明确，即希望借助自贸协定引领东亚地区秩序，进一步将其自由贸易战略向全球扩展延伸。而韩国的主导权争夺表现并不明显，韩国希望通过中日韩自贸区合作框架来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并进一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

 

　　规则和标准也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面临的重要问题。中日韩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对于21世纪高标准贸易规则的要求也不相同。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各异，日本具有最高的工业化水平，其产业重心自然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产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韩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则处于中日两国之间。因此，在自贸区的谈判过程中，三国敏感产业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日本的敏感产业为农业、钢铁、能源和造船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韩国的敏感产业则是农业、能源、服装和纺织等加工工业，中国的敏感产业则是化工、汽车、电子信息、机械设备及中高端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强烈要求大幅度削减工业产品的关税，这对在高附加值制造业与服务业上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而言相较于被动。中国致力于推进农产品的谈判，但农业是日本和韩国的高度敏感产业，两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设置非常高的关税，以此来高度保护自身农业发展。由此可见，中日韩贸易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三国对自贸区协定的规则、标准和需求模式的不同，形成了影响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判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其他规则领域，中日韩三国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存在议题设置的分歧，例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技术标准等。由于经济体制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三国对上述内容的把握方向和把握程度也有所不同。中国主张建设高标准、高水平自贸区，把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领域的高标准规则作为未来发展方向;而日本则以CPTPP为蓝本，推行以所谓“高质量贸易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以此形成于己有利、更加严苛的规则体系。同时，对于人工智能、能源与环境、生物工程、灾难预防等新议题，中日韩三国利益诉求仍然存在分歧，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因此，中国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亟需采取灵活措施，化解各方分歧，形成统一规则，这也是中国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突破口。

 

　　深化改革开放，对标国际规则，引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美国的政策趋向是影响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凭借其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点，实行所谓的“长臂管辖”，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在东北亚地区也不例外，日本韩国均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优先”为主导，对外实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表面上是抛弃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退出TPP协定，实际上采取的是新的印太战略，主张“以实力促和平”，推动该区域各国建立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关系。

 

　　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美日和美韩贸易的总和，在全球范围内，三国贸易规模已经超过欧盟，仅次于美墨加北美自由贸易区。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达成，将会进一步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美国开始担心对其经济地位构成潜在的挑战。中日韩自贸区与东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还将涉及美元的地位问题，目前整个泛亚太地区是支撑美元流通的重要区域，随着中日韩自贸区的建成，三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也将进一步增强，本币用于贸易结算的比例有可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

 

　　为防止中日韩自贸区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战略布局，美国不会真正支持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最近几年，美国通过贸易摩擦来牵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使得中日韩三国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也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美国还在《美日安保条约》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上大做文章，抓住朝核问题，炒作中俄威胁，不断在军事上对日韩施加压力，增强日韩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影响着日韩两国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的态度。

 

　　值得重視的还有由美国主导签署的“美墨加协定”(USMCA)中所谓的“毒丸条款”。该条款规定，美墨加协定成员国若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并至少在协定签署的30天之前通告并允许其他成员国对其协定进行审查，以评估对USMCA的影响，其他成员国有权终止原来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或重新进行谈判，形成两国间新的双边协议。[6]此条款被认为是围堵中国而特别设立的条款，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曾暗示，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只是一个先例，在将来可能作为先决条件加入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中。[7]结合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未来有可能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或包括日韩在内的多边自贸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以掌控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协定，从而形成全面围堵中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中日韩合作的不断深入，美国的干预力度也会越来越大，如何规避和化解美国的干预，是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合作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除了以美国为主导的USMCA协定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之外，以日本为主导的CPTPP也将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推进造成一定的压力。一方面，CPTPP规则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创新的趋势;另一方面，CPTPP仍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对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来说，无论是美国的干预，还是超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积极引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就可以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后疫情时代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国际社会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经济的融合，后疫情时代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前期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奠定良好基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从2002年起步以来，历经18年的努力和16轮的正式谈判，虽然尚未达成最后协定，但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简要回顾这段历程，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可以分为探索、初期和加速三个阶段。

 

　　从2002年到2012年是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探索阶段。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早有共识，在2002年峰会上就正式提出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拉开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序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受到影响。2003～2009年期间，三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得出积极结论，认为建立三国自贸区可以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8]随后于2010年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会议，确定在2013年初启动自贸区的正式谈判。[9]在探索阶段，中日韩三国历经十年的深入调研和充分交流，在建设自贸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上达成广泛共识，为自贸区建设具体议题的谈判奠定扎实的基础。

 

　　从2013年到2017年是自贸区谈判的初期阶段。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首先对自贸区的机制安排、主要谈判领域和谈判方式等问题进行充分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在第2轮至第5轮的谈判中，主要议题讨论进展顺利，自贸区谈判逐渐深入。但是在2014年11月的第6轮谈判中，日本单方面以“自由化的水平太低”为由，拒绝了中韩两国的提案，谈判陷入停顿。直到2016年10月的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三方才重回互信，承诺要加快谈判进度。在2017年1月的第11轮谈判和2017年4月的第12轮谈判中，中日韩三方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等议题为中心，一致同意为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融合和寻求中日韩自贸区的独特价值积极努力。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从2018年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0]同时更加注重周边关系，积极引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争取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2018年3月的第13轮自贸区谈判中，三方一致认为尽快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希望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在2018年11月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特别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在2018年12月的第14轮谈判会议上，三方一致同意要按照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展开实质性磋商。2019年4月，第15轮谈判在日本举行，期间三方举行了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司局级磋商和13个具体议题的分组会议，一致同意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RCEP+”的中日韩自贸协定。2019年11月，第16轮谈判在韩国召开，在三方先期举行的司局级磋商，以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原产地规则等11个工作组会议的基础上，本轮谈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重要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我国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发布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并同意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早日建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后疫情时代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入冲刺阶段。2020年5月2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团结协作联合抗疫，为全球树立了样板，接下来应在继续严格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恢复经济发展，重点是着眼于“后疫情时代”的合作。他明确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经济融合，重振东亚经济活力，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发展贡献更多的东方智慧和力量。[11]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地缘经济和产业链的特殊性，让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价值和内涵，后疫情时代，将迎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冲刺阶段。

 

　　疫情强化了地缘经济，推动了周边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融合。经济全球化畅通期间，资源和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促进了国外投资增长，带动跨国公司发展，有条件的国家都可以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上。但是疫情爆发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工厂停工、交通停运，全球供应链失联，周边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链的作用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声称，“新冠肺炎疫情告诉美国，依赖外国供应链是非常危险的”，并要把所有的生产供应链、全球价值链搬回美国，要保证美国需要的商品必须由美国来生产。欧盟也不例外，专门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成员国进行投资和改革，刺激私人投资重启欧盟经济，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12]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的空间距离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距离越近，越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规避意外风险，以及保护其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

 

　　中日韩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成效，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再上新台阶。2020年疫情期间，中韩两国携手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局，通过搭建“中韩快捷通道”，修复了两国受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韩快捷通道让商务、技术等人员能够顺利往来，还有两国间物流的恢复，保证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顺畅运行，使得两国产业链能够尽快恢复运转。在三国疫情防控取得有效成果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产业分工合作的现实情况使得中韩快捷通道的举措有延伸至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可能性，后续有望带动中日快捷通道、日韩快捷通道建设。而中日韩三国快捷通道的搭建对确保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稳定有重要的助推作用[13]，也将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契机。

 

　　在中日韩自贸区推进的过程中，三国的供应链体系、生产网络体系将变得更加紧密，中国也能更加发挥全球三大产业价值链中心之一的枢纽作用，使中日韩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引领作用，成为东亚、亚太乃至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器。

 

　　中日韩防控疫情的合作和双边快速通道的建立，有利于在经济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推动三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助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除了能加速价值链产业链的优化，还能提升三方的开放程度，去除有形、无形的贸易投资壁垒，大大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降低贸易投资成本;每个经济体都会额外地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助力三国经济发展。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不仅可以为促进地区经济复苏提供重要动力，也能够通过促进区域间的贸易、服务和投资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复苏，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加快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后疫情时代将为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注入新动力，三国要把握机遇，创新合作，突破内外障碍，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为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合作模式，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第一，深入开展“中日韩+X”创新合作模式，增强三国合作协同水平。“中日韩+X”合作框架起源于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理念。第三方市场合作指的是中国愿意同有关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或者工程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从而共同推动第三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和生活水平提升，实现1+1+1>3的互利共赢效果。在2018年的第七届中日韩首脑峰会上，中国率先提出了“中日韩+X”概念，成为开启中日韩第三个十年合作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亚洲地区长期坚持“10+1”、“10+3”和“10+6”等合作模式，主要以东盟十国为主导，由于东盟经济总量在亚洲合作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在引领共同发展上受到了自身能力的限制。中日韩三国的发展走在亚洲前列，经济总量超过该体系的80%，因此，未来可以集聚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X”模式，在产能合作、灾害管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发挥三方在资金、技术、装备和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

 

　　“中日韩+X”概念提出以来，中方先后起草并发布了《“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及《“中日韩+X”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清单》，包括“中日韩+蒙古国”沙尘暴防治?“中日韩+东盟国家”减灾技术能力建设等。[14]然而，“中日韩+X”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仍缺乏具体的合作项目和成果。三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沟通，不断深入开展“中日韩+X”创新合作模式，增强三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协同水平，为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积累更多的成果。首先，应进一步研究借鉴既有的“第三方合作”模式，找准三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推动三国企业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务实合作。有关资料显示，日韩两国之间的第三方合作在企业层面已开展多年，多集中于大型企业的产业链架构;中日第三方合作方兴未艾，拟定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韩第三方合作則相对滞后，在寻求第三方合作伙伴时，中方往往更青睐日企而非韩企。[15]因此，中日韩三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联合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增强三国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和价值链构建等领域的合作动力，从而将现有的两国第三方合作模式扩展为三国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互利多赢。其次，加快扩充和推进落实“中日韩+X”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打造亚洲高水平合作样本。三国可联合设立相关研究项目，集中研究力量为“中日韩+X”合作项目集思广益，同时加强企业、学界和智库之间的民间交流，为“中日韩+X”合作的深化开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意基础。再次，联合第四国或相关经济联盟及国际组织共同举办“中日韩+X”高水平经济发展论坛，在对接各国需求和资源优势，强化互利合作的同时，营造更积极热烈的舆论氛围。最后，力争在数年内尽快签署一个正式的“中日韩+X”合作协定或宣言，制定出在建的以及规划中的具体合作项目和进度情况，并借助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平台对外正式公布。

 

　　第二，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助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落地。在中日韩合作步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中国应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创新思路，引领中日韩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助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落地。东亚经济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为核心，全面提升东亚国家的紧密度和整体合作水平，共同形成应对美国新亚太政策的制衡体系，在增强亚洲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同时，全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重振世界经济多边体制。中日韩三国作为该体系中的主要经济体，应在推进各方的区域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同时，争取实现更多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要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的合作框架下，首先联合东盟和其他成员国家尽快达成RCEP协定，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水平，探索更先进、更符合三国利益的规则体系，率先把中日韩三国打造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命运共同体，继而带动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为了减少区域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应进一步强化三国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到区域合作的各个方面，争取韩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從全球治理的方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对全人类的健康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在疫情联防联控领域的紧密合作，为后疫情时代三国强化合作构建中日韩自贸区、振兴世界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将来中日韩也可以把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作为突破口，探索深化三国在全球环境和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联合东亚其他国家共同参与，进而扩展至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全方位谈判，共同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新的强大的驱动力。

 

　　第三，拓宽中日韩地方经济试点建设，为自贸区提供更多成功样板。中韩自贸协定已经生效多年，其中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的典范，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山东省威海市抢抓中韩两国地方经济合作的先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被誉为“韩货交易的桥头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威海与仁川就开通了中韩首条海上航线。经过30多年的发展，威海已经成为中国对韩经贸往来最密切、交流最频繁的城市。中韩自贸协定对于促进中韩两国相关产业，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的合作和发展，助力中韩两国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韩自贸区可以研究借鉴中韩自贸区的创新优势，将推进中日韩双多边全方位的地方合作作为一个重点。首先，由于中日韩三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受到国家之间政治倾向变动的影响较小，也能够切实惠及地方居民和增加城市间的互利互惠，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加强中日韩三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如依据重点发展产业的不同，从各个地区的需求和特点出发，推动在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互利，共同发展。其次，据不完全统计，中韩、中日和日韩之间共有600多对友好城市，但是友好城市之间的合作水平普遍不高，合作深度发展空间较大，三边合作城市数量较少。韩国釜山和日本福冈开展了近14年的市长会议机制值得三国借鉴，中国上海、广州、深圳等合适的城市也可以加入其中，定期举办三方的市长会议。再次，现在的产业园区合作基本上是固定区域的园区合作，若是中日韩三国的产业合作能够以城市或者省级为单位，产业园区合作机制效果会更好。近年来韩国与中国东三省的双方合作意愿较强，因此，重视合作需求，加强东三省与韩两地间的经贸合作也逐渐变得可能。最后，由于山东毗邻日韩，与日韩间产业协作紧密，贸易往来频繁，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合作基础，在建设中日韩自贸区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山东半岛建设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并积极考虑在日韩选择适当的合作区域，建立三国产业合作园区。

 

　　统筹运用国际国内规则，积极引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第一，注重规则性制度性建设，引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是我国参与的经济体量最大、占我国外贸比重最高的自贸区谈判之一，也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可以坚持积极开放、互利共赢的原则，注重规则性制度性建设，主导引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是在RCEP协定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谋求更高开放程度的一次尝试和合作。中国要通过规则性制度性建设来引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引领议题的设置、标准的制定和规则的创新。一方面，积极推动RCEP谈判，把握好RCEP协定和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关系，在区域合作规则的基础上，灵活借鉴公平高效的国际制度，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议题和规则的谈判;另一方面，要重视规则运用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在强化国内规则、完善国内制度的同时，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去化解中日韩内部矛盾。

 

　　第二，兼顾国内国际利益，灵活处置敏感议题，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我国可以研究借鉴CPTPP、美墨加协定的部分规则和安排，兼顾各方利益，灵活处理敏感议题。以主导权问题为例，三方应该淡然处之，着眼于中日韩自贸区总体利益的提升和总体福利的提高。对于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部分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重在管控分歧。长期做法是加强民间交流，增强国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在敏感产业保护和敏感产品进出口方面，坚持平等互惠原则，实现保护与开放的平衡发展。

 

　　标准和规则与发展阶段相关，在对待标准和规则的问题上，中国也应该采取相对灵活的态度。一方面，要求日本韩国客观对待三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现实差距，适当考虑中国发展较为落后的实际，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可以要求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差别待遇和能力建设等发展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正确看待自由贸易区高标准问题，将外部压力转变为内部发展动力，稳步推进改革完善，强化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鼓励企业创新和科技研发，发展高端制造业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韩产业上的竞争问题。

 

　　第三，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贡献中国智慧。我国要客观全面地评价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作用，重视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区域规则与全球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我国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中国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战略的进程中，不仅需要调整和完善国内规则，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既有注重协调和引进国际规则，也要注重将国内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以构建和维护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16]

 

　　从带动周边到引领世界，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第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统筹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创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7年来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开展合作项目2000多项，成就举世瞩目。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日韩已经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2019年，日本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后，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日中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愿同中国进行合作。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也经历了从观望、怀疑到支持，现在是越來越积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三国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实现三国共赢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广阔合作平台，已经成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进一步谈判落实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作为同处“一带一路”最活跃的东端起点的重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合作将为高质量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作出重要贡献。

 

　　统筹自贸区建设，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三国从共商共建共享走向共赢的必然选择。借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有助于加速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为中日韩合作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有利于推进亚洲一体化目标的早日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效益，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首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通过有效协商来协调解决三国自贸协定有关议题设置、标准规则和贸易投资关切问题，加快自贸协定谈判更加深入有效的推进。其次，在自贸区协定谈判过程中，可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下区域贸易整合的成果转化为规则化约束，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总之，通过三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三国疫情后经济复苏与产业链循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和增长之路作用，增进三国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实现自贸区谈判早日落地。

 

　　第二，同步推进RCEP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带动亚洲各国共同发展。2019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泰国曼谷召开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RCEP协定文本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已经完成，并将启动法律文本的审核工作，以便在2020年签署协定。[17]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今年要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经济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18]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是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两项重要工作，可以统筹推进，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其一，通过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加深了解，增进共识，合作解决RCEP面临的问题，推进RCEP谈判进程。其二，发挥RCEP的探路作用，研究借鉴，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建立一个更加“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由贸易区。当前中日韩三国对RCEP的重视程度均高于自贸区谈判，RCEP很有可能先于三国自贸协定落地，然后在RCEP协定文本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自贸协定。但是仍有不确定的因素，2019年11月29日，日本发表公开声明，如果没有印度的参加，日本不会考虑签署RCEP。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争取RCEP主导权的决心，也有可能影响RCEP的成功，中日两国应该借助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接触机会，增加友好交流，提高政治互信，共同化解阻碍RCEP发展进程中的不利因素。其三，在同步推进RCE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要努力建构更加长远的目标，共同构建亚洲全面合作网络，带动亚洲各国共同发展。RCEP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一带一路”倡议、韩国的“新南方政策”以及日本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设想”，在加强自由贸易和区域共同发展的理念上都是一致的，应该统筹对接亚洲各国合作倡议和机制，发挥网络叠加效应，实现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发挥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

 

　　第三，推动东亚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的发酵放缓了全球经济发展步伐。自2008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以来，三国越来越意识到，不断加强多层面多领域的合作，推动东亚地区实现更高水平融合，不仅是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秩序和安全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世界经济增长与和平发展的需要。在2019年8月召开的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日韩合作20年来，不仅促进了三国各自的发展，也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日韩三国要把握好合作方向，推动中日韩合作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使三国合作成为东北亚繁荣稳定的基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依托、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19]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可以将面向全球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共同努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首先是加强三国防疫合作，构建东亚防疫共同体，在稳定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打通经贸循环之路，为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提供合作样板。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可以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合作框架的指导下，研究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并将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广泛共识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间协定，全面提升东亚国家合作的紧密度和整体水平。从长远合作来看，中日韩三国可以研究制定合作推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化发展的规划与安排。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与美国、欧洲已经旗鼓相当，但目前中日韩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创新的贡献，与三国具有的力量不相匹配，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多重挑战的历史时刻，中日韩三国不能仅仅满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RCEP等三边和区域性的合作，而应该共同研究，提出有利于理顺国际经贸秩序，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和平发展的中长期总体方案。

 

　　结语

 

　　中日韩作为亚洲地区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经济合作基础深厚，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已经初步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对于进一步凝聚三国合作潜力，促进区域内价值链深度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自贸区谈判启动以来，三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已经进行谈判16轮，虽然尚未达成最后文本，但是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为最终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奠定了基础。2019年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共同发布《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为三国未来的合作发展确定基本方向。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国际社会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经济的融合，后疫情时代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注入新的动力。相信风雨过后，中日韩三国将再次携手同行，创新合作模式，突破内外障碍，强化规则制度建设，加快完成自贸协定谈判，共同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AZD103)

 

　　注释

 

　　[1]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国别贸易报告》，国别报告网，2020年4月23日，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11947。

 

　　[2]高燕：《携手开启新时代中日韩经贸合作新征程》，《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期。

 

　　[3]《习主席宣布的中国对外开放五大举措，这样一一落地》，新华社，2020年6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28/c_1210680544.htm。

 

　　[4]《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全文)，新华网，2019年12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4/c_1125383968.htm。

 

　　[5]刘向东：《推动中日韩经贸合作高水平发展》，《中国国情国力》，2019年第5期。

 

　　[6]USMCA， Exceptions and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32.10： Non-Market Country FTA，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greements/FTA/USMCA/Text/32_Exceptions_and_General_Provisions.pdf.

 

　　[7]"US Mulls 'Poison Pill' to Counter China in Future Trade Deals - Wilbur Ross"， Sputnik International， October 28， 2018， https：//sputniknews.com/us/201810061068657796-usmca-poison-pill-ross/.

 

　　[8]《中日韩三国举行自贸区联合研究首轮会议》，中新网，2014年11月，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nnRm。

 

　　[9]《中日韓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启动三国自贸区谈判》，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1月20日，http：//www.gov.cn/gzdt/2012-11/20/content_2271477.htm。

 

　　[10]赵龙跃：《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47～62页。

 

　　[11]《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外交部网站，2020年5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782257.shtml。

 

　　[12]《欧盟国家多措并举提振经济(国际视点)》，《人民日报》，2020年6月10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6/10/nw.D110000renmrb_20200610_1-16.htm。

 

　　[13]潘莹琪：《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察哈尔学会，2020年6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782822652533885&wfr=spider&for=pc。

 

　　[14]新华社：《“中日韩+X”合作早期收获项目》，中国政府网，2019年12月25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2/25/content_5463953.htm。

 

　　[15]张暮辉：《峰回路转的中日韩关系：协力打造共赢的亚洲区域合作体系》，《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2期。

 

　　[16]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更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7月上。

 

　　[17]《〈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19年11月5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8800.htm。

 

　　[18]《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国政府网，2020年5月2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9/content_5515798.htm#1。

 

　　[19]外交部：《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在京举行》，外交部网站，2019年8月21日，https：//m.gmw.cn/2019-08/21/content_1300604732.htm?source=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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