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编集与唐诗经典的书面传播

唐诗经典的传播有多种样式，相比于干谒、唱和赠答、乐工歌妓传唱等人际传播或口头传播方式而言，诗集属于书面传播方式，也是唐诗经典传播形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唐代有不少诗人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诗集的编定，其中不乏一些经典大诗人。从唐人编定各种诗集的行为当中，可以洞察唐代诗人的经典意识，深入剖析他们进行诗歌创作的主观动因，进而展现唐诗经典形成更加细微的过程。唐人编定诗集的方式主要有托人编定、亲自编定及代人编定三种形式，下面依次论述。一、托人编定

有的诗人在生前嘱托他人为自己编定诗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白、杜牧等人。李白生前曾两次托人代为编集。第一次是将其作品交给魏颢，请其代为编集。魏颢在其代编的《李翰林集》序言中云：“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1从魏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实际上是怀着立言不朽的观念去作诗的，只是可能由于自己的条件不允许不能亲自编定，所以他在生前郑重的嘱托魏颢代为编集。李白第二次所托之人是李阳冰。李阳冰在其《草堂集序》中回顾自己的编辑经历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2可见李白是比较重视自己诗集流传的。他曾在《古风》中道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3的志向，表明他也希望自己的文集能够流芳百世，“辉映千春”。

杜牧也曾托其外甥裴延翰为自己编定诗文集。杜牧去世后，裴延翰依杜牧嘱托，编成《樊川文集》，并在《樊川文集后序》中讲述了编选经过：

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语，尽吴兴体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巫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惆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体，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矣！”4从这个简短的序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牧是怀着流芳百世，立言不朽的目标托裴延翰为自己编定文集的。二、亲自编定

亲自编定诗文集更能直接体现诗人的传播和经典意识。白居易、李贺、罗隐、杜荀鹤、杜牧、郑谷等人都曾亲自为自己编定过诗集。先看李贺，李贺自编诗集，史料虽无直接记载，然杜牧在《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中载唐人沈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