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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粹大屠杀”事件的历史再现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热门史学理论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下，语言学批判和记忆史的兴起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难。除了将记忆资料转化为学术性历史成果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观性干扰，历史学家还要探讨如何克服历史叙事情境化的结构性缺陷。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怀疑论者基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提出了采用“中间声音”进行历史书写的设想，这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探索对后现代语境下学界的研究旨向具有启示性。

 

　　[关键词]纳粹大屠杀;历史再现;中间声音

 

　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中，“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以下也简称“大屠杀”)作为令全世界集中讨论与反思的典型事件，成为诸多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思考的载体。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人类学转向”“记忆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一众新取径都先后基于“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过往来检验和发掘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解释中的有效性、局限性和可能性。本文由“纳粹大屠杀”的记忆转化问题入手，进一步探讨其历史再现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历史教学论文投稿刊物：《史志学刊》(双月刊)曾用刊名：山西地方志;沧桑，1993年创刊，语种：中文，开本：大16开，出版地：山西省太原市，邮发代号：22-72，《史志学刊》是学术刊物，注重学术研究，是集历史学、方志学、编纂学于一体的学术研究刊物。

 

　　一、“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转化问题

 

　　“纳粹大屠杀”是当代对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和自信最具杀伤力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事件发生及之后的人类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看待社会关系的方式。20世纪初，西方世界自我标榜文明中心和进步先锋的情绪甚嚣尘上，而作为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文化最具活力的演绎者的德意志，却以政府为端头，自上而下，有谋划、有组织地对德国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进行种族隔离、迫害乃至灭绝性杀戮。

 

　　而其他本来在“一战”后确立了限制德国优势的政治格局的诸多大国，却在“二战”期间对此袖手旁观。在屠杀行为已无需文字材料证明，犹太幸存者的大规模流离已成为洲际现象持续数年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对此历史事件未做深思。直到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庸”言论引发争论后，基于“纳粹大屠杀”探讨社会与人性问题的必要性才真正被学界重视起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历史记忆研究推动了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学术探讨。

 

　　1986年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将“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再现问题推到了学界讨论的高峰。从此开始，伴随着不减的“纳粹大屠杀”问题的研究热，全世界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到讨论记忆与历史再现的关系中来。长期以来，历史学习惯性地以过去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作为考察人类过往、再现人类过去经历的工作对象。不过，随着民族—国家观念和现代主义观念在诸多残酷现实面前被动摇，文化认同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视角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成为以再现真实过往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维度。

 

　　除了档案和编年史，那些来自非主流和非官方的、又与之不一致的历史反映所承载的研究价值已变得不容忽视。由此，“新史学”探索者逐渐尝试将记忆作为发掘新历史信息的重要来源。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Roth)所言：“……在现代性中，记忆是个人与集体认同的关键……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1]“纳粹大屠杀”无疑是历史记忆研究的天然素材。从材料意义上讲，它提供了无数个体的鲜活经历和精神反应。影像和数码技术的日渐成熟，使得搜集、记录和整理相关的记忆性证据成为可能。阿兰·梅吉尔(AllanMegill)就此强调：“最近，人们对记忆作为一种有价值对象(确切地说是奉为典范对象)的关注，很大程度是作为对纳粹大屠杀事件的一种回应。”[2]

 

　　不过，针对“纳粹大屠杀”的记忆研究也暴露出历史研究的原则性缺陷。最直接影响其在历史学领域站稳脚跟的问题在于其呈现状态不符合职业历史学研究的实证模式。当大量“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被作为历史研究资料来处理时，琐碎无序的信息、难于整理的数量、口径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内容都给记忆的历史转化制造了困难。玛里安·赫希(MarianneHirsch)提出了“后记忆”(post-memory)概念：“后记忆因其代际距离而区别于记忆，因其深深的个人关联而区别于历史。后记忆是记忆的强有力的、非常特殊的形式，这恰恰是因为它与其对象、原始资料(source)之间的联系是被想象与创造所中介的，而不是被回想或重新收集所中介的。”[3]

 

　　除了客观上的限制，“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整理工作也有犹太复国主义参与的政治背景，并因此使之始终难以与纯然的学术研究接轨。科佩尔·潘森(KoppelPinson)曾说：“当时的情况确实是急需一种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是唯一一种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才似乎更有意义的纲领。犹太复国主义是有组织的、活跃的、激进的。”[4]显然，“纳粹大屠杀”记忆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其间掺杂的主观性因素，成为其转化为合格的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障碍。可是，主观性因素对“纳粹大屠杀”主题的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于此，在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书写问题与理论争论。

 

　　二、“纳粹大屠杀”情节化处理的限度思考

 

　　后现代主义怀疑论是史学史上对历史学知识属性冲击最为激烈的理论批判。以海登·怀特(HaydenWhite)为代表的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历史学已有的理论与实践解构为文学构成，由此拉大了历史学研究与其客观性追求的距离。怀特说：“历史事件……本身所能给历史学家提供的至多只是故事的元素。事件被炮制到一个故事之中，是通过压制或者贬抑其中的某些东西，而突出另一些东西，通过描画、主题重复、语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通常指望在一部小说或者一部戏剧的情节化中找到的所有技巧。”[5]

 

　　84怀特试图论证历史书写在本质上其实是诗性的(即主观性的)，而非客观的表述。历史的面貌也不是由事实发生的实际状况决定的，而是由历史书写者的情节建构决定的，或悲剧，或喜剧，或反讽。如他所说：“如何勾勒某一特定的历史处境，端赖于历史学家的匠心独运，以及某一特定的情节结构与他想要赋予某种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序列相匹配。”[5]

 

　　85就前文关于“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转化问题的分析来看，它在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拷问下必然不堪一击。就怀特认为的历史书写都是历史学家的情节化处理的产物的理论而言，限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书写真实性的最关键因素就不再是作为记忆载体的幸存者们记忆和表述是否属实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

 

　　只要传递与之有关的信息是以语言为工具，那它就根本不具说服力。可是，在此之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使怀特对自己的历史书写“情节化”理论流露出迟疑。此问题缘起自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dlander)1990年4月在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的名为“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探讨再现的极限”的学术会议。会议就“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表现问题的探讨，深化到历史学家能否在证据多样且相互矛盾的后现代语境下，明确出一条限制主观性自由发挥以保证历史学特性的界限。无疑，怀特是最有义务回答此问题的人之一。

 

　　“纳粹主义和‘最终解决’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否给我们关于它们所能讲的真话设定了绝对的界限?”怀特自问。令其迟疑的不是材料真实与否层面的问题，而是他所谓的“以情节化模式表现过去的纳粹主义的做法引起的伦理问题”。众所周知，怀特认为历史书写的情节化模式无外乎“浪漫”“悲剧”“喜剧”“反讽”几种类型，且上述类型的使用不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是全凭历史学家个人的选择。他说：“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按悲剧方式‘解释’故事;如果将故事建构成喜剧，他也就按另一种方式‘解释’故事了。”[6]

 

　　可是，面对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怀特即便不做学理性的论证，也意识到将他所谓的情节化模式任意用来解释这一无比严肃的历史事件是绝对不妥的：“它们(纳粹大屠杀)是否就像其他的历史事件那样，我们可以无限地阐释而不可能最终决定它们的特定意义?”[7]37-38“纳粹大屠杀”研究这一既掺杂众多相互矛盾的记忆冲突，又因有道德判断和政治指向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情节化处理的主题，促使怀特不得不对其情节化理论做进一步阐释。他除了进一步扩大其情节化理论对历史叙事的影响程度，也对自己之前颇为得意的情节化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一方面，他认为所有史料的内容矛盾不是其所记述事实的冲突，而全都属于情节设置的冲突。他强调：“相互矛盾的叙事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相关的事实，不如说是可以由情节化赋予那些事实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意义。”[7]

 

　　38由此，他将历史学研究中所有出现的事实矛盾都解释为情节化的操作。这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他采用的是一种实用论解释，即“当事关由情节化模式———被用于表现事实，展示不同种类的故事的形式与意义———制造的阐释时，区分事实陈述与对它们的阐释对我们毫无帮助”[7]39。当然，历史研究者对怀特这种无条件夸大历史的语言维度的作用力的做法并不陌生。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方面。

 

　　怀特在思考“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时，修正了自己之前的“历史叙事的情节类型由书写者任意主导”的言论。他认为在面对“纳粹大屠杀”这种特殊的历史事件时，历史书写有必要明确某种情节选择的限度。他意识到，“假设相互矛盾的叙事是事实被一个历史学家阐释为悲剧，而被另一个阐释为闹剧的结果，这对我们也毫无帮助”[7]39。

 

　　怀特将自己的情节化理论用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的探讨，却推导出其自身理论隐含的问题———他赖以自豪的对历史叙事的情节化解构，“对我们也毫无帮助”。这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怀疑论遭诟病最多的方面，即其对历史学属性的所有批判除了深化和加强之前的怀疑论(包括笛卡尔、克罗齐、卡尔)之外，在建设性上，也就是完善历史学考证和叙事的真实性上并无助益。“极限”研讨会上，怀特表示历史情节化的选择性区分标准，这本身是他克服其怀疑论中的相对主义倾向的积极努力，尽管使之尝试调整的是道德伦理维度(甚至一部分是舆论压力所致)的考虑，而不是学理分析的结论。

 

　　他说：“我们或许会将有着欢快腔调与诙谐观点的戏剧的或者田园牧歌式的故事，从相互矛盾的叙事之列排除，因为对纳粹时期的事实来说———或者至少对那些要紧的事实来说———它明显是虚假的。”[7]39这种区分的积极性在于，他在向着这样一种方向努力，即尽管他依然坚持强调历史书写的构成方式与文学的文本构成如出一辙，但却试图搞清历史书写的情节化和文学的情节化有着一定区别———前者更严肃，主观随意性更少。可是，怀特给这种带有积极性指向的试探加上了令人失望的条件限制。他认为，“只有当我们确信事件本身具有一种‘故事性的’形式和一种‘情节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自信地假设，相关的事实对能够被以适当的方式讲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的种类设置界限”[7]39。

 

　　也就是说，怀特强调决定了历史书写的情节选择的关键因素不是历史区别于文学的严肃性和学术性，而是历史书写中本身的文学属性。怀特这种对历史书写情节化理论的不情愿的修订实际上对“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助益。不过，怀特提出了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书写方式的思考，的确对“大屠杀”的历史表现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性。

 

　　三、“纳粹大屠杀”的“不及物书写”的设想

 

　　“纳粹大屠杀”的内在意义和外部指涉极为复杂，复杂到令擅于借助复杂性而指责历史学研究不具有客观性的后现代怀疑论也暴露出自身的理论盲区。然而反过来，后现代怀疑论的语言学视域也为历史叙事的书写方式的完善提供了可能。虽然学者们对后现代语境下的“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没有找到其历史属性的理论依据，它仍处于情节化模式的困境中，但其独一无二的复杂性使得学者们逐步找到一种关于它的书写模式的可供探索的思路。

 

　　无论是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纳粹大屠杀”的丰富性内涵是当前历史叙事难以完整再现的，这种认识为学界大体所接受。当然，按照常规思路来思考这一问题，必然是尽可能保持视角的全面、判断的公正和措辞的中立。用过去实证主义的话语表述，即按照“如实直书”的方式书写“纳粹大屠杀”;而在当今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批判的氛围中，则在表述上更要避免比喻性语言的使用。关键的问题在于客观的叙述无法真切还原历史经历者的内在状态，主观的浪漫式再现往往由于深描的情境化而无法被身处情境外的读者理解和体验。正如詹姆斯·扬(JamesYoung)指出的：“如果这段历史将被完全理解的话，我们将听到历史学家和受害者分裂的声音。”[8]

 

　　贝瑞尔·朗(BerelLang)在“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书写问题上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指出：“对于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非个人的特征与对有关道德边界的观念的挑战结合起来的主题，将该主体人格化的企图显得既没有根据又自相矛盾：说它没有根据，是因为它将本质上是集体性的主题个人化了;说它矛盾，是因为它在主题自身拒绝界限时对它设置了界限。”[9]144朗要求的是比较纯粹的基于字面表达的历史再现。

 

　　可是，这并不是解决“纳粹大屠杀”之类现代发生的复杂事件的最合理方式。可是，怀特看到，“这个事件有着那样一种特性，使之逃过了任何用于描述它的语言或任何用于表现它的媒介的把握”[7]43。同样且更为著名的看法来自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奥斯维辛的世界位于言说之外，正如它位于理性之外那样。”[9]15以及艾克哈特(A.RoyEckardt)所指出的：“要怎样才能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呢?当然我们应该去言说它，但我们怎能做到?”[10]对此两难境地，怀特提出了一种中间思路。首先，他认为实证主义的“如实直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而这种模式已经不具有解释“纳粹大屠杀”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能力了。他主张历史书写应引入一种与“现实主义”形成递进关系的“现代主义”理念。怀特说：“现代主义依旧关切着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现实，并且它仍然把现实与历史看作是同一的。

 

　　但现代主义面临的历史不再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所设想的那种历史了。”[7]51因此，他认为，“……对它(纳粹大屠杀)的再现，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小说的，都需要一种风格，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是为表现社会现代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而被发展起来的”[7]52。

 

　　由此，怀特认为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关于“不及物书写”(intransitivewriting)的阐述，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再现“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合适书写模式。所谓“不及物书写”，是介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的“中间语态”，它避免了主动语态表述中因事件中的行动者的自说自话造成的表意模糊，又避免了被动语态表述中因叙述者从上帝视角生硬编排造成的事实歪曲。

 

　　与贝瑞尔·朗强调的与对象直接相对应、不加更改的表述不同，怀特则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多种表达。也就是说，表述的视角纯然内在于叙述者情境和过分置身事外都是不合适的，用罗兰·巴特的话讲，“像浪漫主义作品之类作为主动语态的主体性，由于其实身在其中的行动者不是处于书写的过程之内，而是先于这一过程的”，而“在的中间声音中，存在于书写者和语言之间的隔膜被渐渐消解掉了”，“在的中间声音中，主语被构建为与直接同步的，受到的作用与影响”[11]。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关于“延异”(différance)概念的阐述同样解释了“中间声音”的可操作性：“由延异指涉的内容既不是简单的主动也不是简单的被动……它宣告了，或者说是令人想起某些似乎是中间语态的东西。它谈论一种非操作性的操作，不能认为这种操作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激情或行动，它不能看作是由一个行动者或承受者发出，或是从这些范畴的基础或视角出发的。”[12]

 

　　怀特试图在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和后现代结构主义语境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所谓“不及物书写”是在及物和不及物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中一种无法确定的状态，它具有介于被动和主动之间的一种不可确定性，即中间性。这正是后现代怀疑论者为历史学家寻找合适的叙事口吻做出的尝试性努力，也是后现代怀疑论者在批判之余对历史书写做出的醒目的建设性建议。当然，这仍是历史来自语言学批判视角下的一种尝试解决“纳粹大屠杀”历史再现问题的途径。就历史学研究两千年来的证据论证的研究模式，也并非没可能出现新的突破性解释。那是另一个方面且更为视野开阔的讨论。

 

　　后现代语境下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方面而已。纳粹大屠杀作为一段只能通过创伤来回忆的历史，使其复杂的再现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尤其是犹太学者的关注。关于创伤记忆的移情(transference)和修通(workingthrough)，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诸多学者(尤以犹太学者为代表)专门论述过。以色列著名历史学者索尔·弗里德兰德也使用了深层记忆(deepmemory)的概念来与传统的共同记忆(commonmemory)严格区分开来。同时更多非历史学的学者也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层面提出了诸多尝试性方案，但目前学界就“大屠杀”书写与再现问题上仍未找到除中间道路以外的有效方向。对历史学家而言，“不及物书写”的实践操作性有多强，仍是一个问题。

 

　　以“不及物书写”的形式书写出的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又是另一个问题。这种难度和限制究竟是减少了后现代语境下“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的困惑，还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尚无法判断。无论如何，通过审视“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历史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展现。从此单一事件入手，历史学研究关于人文、社会、话语、道德和事实的理解和判断，将进入一个全面整理和再度反思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ROTHM.Theironist?scage：memory，trauma，andtheconstructionofhistory[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5：8-9.

 

　　[2]MEGILLA.Historicalknowledge，historicalerror：acontemporaryguidetopractic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7：19.

 

　　[3]HIRSCHM.Familyframe：photography，narrativeandpost-memory[M].Harvard：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22.

 

　　[4]MANKOWITZZ.Lifebetweenmemoryandhope：thesurvivorsoftheHolocaustinoccupiedGerman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70

 

　　作者：孟翊洁，周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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