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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以建成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为目标，宣传通州文化，亟待将通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运河文化符号相结合，以“四通”模式讲述通州的非遗故事‍‌‍‍‌‍‌‍‍‍‌‍‍‌‍‍‍‌‍‍‌‍‍‍‌‍‍‍‍‌‍‌‍‌‍‌‍‍‌‍‍‍‍‍‍‍‍‍‌‍‍‌‍‍‌‍‌‍‌‍。即以“京通”为定位，串联通州与北京;以“运通”为视角，融合非遗与物遗;以“贯通”为维度，连结地域与历史;以“沟通”为方法，对话阶层和人群‍‌‍‍‌‍‌‍‍‍‌‍‍‌‍‍‍‌‍‍‌‍‍‍‌‍‍‍‍‌‍‌‍‌‍‌‍‍‌‍‍‍‍‍‍‍‍‍‌‍‍‌‍‍‌‍‌‍‌‍。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在贯通古今的大背景下，展现出了宫廷、官僚、百姓与手工业者的复杂联系，南北方物质生产与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历史遗迹与传统艺术融会贯通，人文精神与民间信仰共塑城市风貌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北京城市副中心;“四通”模式;非遗故事

2019年1月，通州正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了建成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展现出京华风范、运河风韵、人文风采的城市风貌，需要在文化建设上着重发力。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提升空间。讲好通州故事、活化通州非遗，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非遗重要的宣传路径，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北京地区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通州非遗故事的现状与定位

 

　　(一)通州非遗故事现状

 

　　通州非遗故事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通州非遗故事是指与通州非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蕴含的具体内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故事，其特点是生动形象，具备极强的情节性与趣味性，同时能够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广义的通州非遗故事不仅仅指通州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故事，更囊括了整个通州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以及未来的传承与发展。本文讲述的是广义上的通州非遗故事。在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背景之下，非遗故事不仅串连着通州非遗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关系到副中心整体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主题。

 

　　文学方向论文范例：非遗传统手工艺文创产品开发路径

 

　　近年来，通州区共成功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58项，含国家级项目2项、北京市级项目7项(国家级、市级项目详见表1)、通州区级项目49项、非遗普查资源400多项。其中140项编成《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通州卷》。此外，以《不能隔断的记忆》《荟萃民间——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录》为代表的有关通州非遗书籍也陆续编纂出版，不仅体现了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湛技艺，更展示出非遗与运河文化不可分割、与北京文化血脉相连的特点。

 

　　(二)通州非遗故事定位

 

　　通州的非遗项目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独特的时空背景。宣传通州文化，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通州运河文化符号相结合，讲述通州非遗故事。目前通州非遗故事存在尚未把所有的要素相结合、未深入挖掘通州非遗故事的核心内涵“通”的问题。具体而言有三点：

 

　　第一，都在讲通州，但通州与北京在首都功能历史发展中的门户依存关系尚未充分体现。通州地处北京的咽喉，既是保卫京城的军事屏障，又维系着都城的经济命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通州与北京也有着同样割不断的文脉。宫廷的工艺流落民间，作为“燕京八绝”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靛庄景泰蓝制作技艺(区级)、雕漆制作技艺(区级)和通州玉器制作技艺(区级)正是宫廷文化在通州的展现。讲好通州非遗故事，应重视通州与北京之间的门户关系。

 

　　第二，都在讲运河，但运河在非遗传承发展中的功能与传播关系不够凸显。如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市级)、通州运河龙灯会(市级)、大运河的传说(区级)等就是依托大运河的自然文化环境直接产生的。再如大顺斋糖火烧制作技艺(市级)的创始人来自南方，也带来了南方的制作原料;“面人汤”面塑(国家级)创始人汤子博学艺时，很大程度受沿运河而上的曹州面人师傅手艺的影响。可见运河在非遗传承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讲好通州非遗故事，应进一步挖掘运河在非遗传承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三，都在讲非遗，但非遗故事的时间尺度、空间轨迹，及其与地方名片生成关系尚不明确。从时间源流上来看，通州非遗的产生多集中在明清时期。从空间轨迹上来看，运河连接的京、津、冀、鲁、苏、浙几省市，在文化上也有着共通性，不论是运河龙灯会的蓝色双龙暗示着通州与江南的联系，还是运河号子北调含南腔等，都无不体现着通州非遗空间的发展轨迹。讲好通州非遗故事，应明晰其历史、地理背景，将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与鲜明的地域特色结合起来。

 

　　二非遗故事的“北京经验”与“运河经验”

 

　　讲好城市副中心非遗故事，需要借鉴优秀地区非遗传承与发展的经验。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既是北京故事，又是运河故事，更是中国故事。因此需要从北京地区和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中的优秀非遗案例中借鉴优秀经验。

 

　　(一)“北京经验”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非遗名录体系完备，已形成国家级、市级、区县级三级名录。目前北京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26个，市级项目273个，区级项目778个。2019年1月，北京市出台《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条例》首次规定团体可作为非遗传承人，并提出在高校和中职院校中增设非遗相关专业等多项举措。就区县层面而言，东城区和门头沟区可以作为范例，为通州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经验借鉴。

 

　　东城区国家级非遗项目多，老北京京味文化突出，成为最具北京老城文化面貌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东城区出版了《东城瑰宝——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汇编》《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谱系大典》，梳理介绍东城区的非遗项目与传承人谱系。在人员方面，东城区举办非遗保护培训班，建立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活动。在空间上，利用各类博物馆与庙会文化空间展演非遗项目。依托现代博物馆、文化馆等展馆，东城区走上了市场转换、文化创新之路。在资金补助上，东城区已实现对非遗项目的补贴。文艺宣传上，以非遗为内容的十余部舞台剧上映，使非遗技艺“活”了起来。东城区以举办非遗活动为重要宣传途径，开展国际交流，注重宣传场所的建设，为讲好非遗故事提供基本的平台和空间，给通州地区非遗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门头沟区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在北京各郊区中居于前列，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非遗样本的“门头沟经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注重非遗保护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结合，如拍摄纪录片《永定河》《京西古村落》《京西古道》等;第二，注重将节日与非遗结合，举办特色文化节庆活动，如“灵水举人文化节”“琉璃文化节”“永定河文化节”等;第三，根据门头沟非遗与古村落紧密结合的特征，将古村落变为“活”的博物馆。千军台村与庄户村两地间有京西幡会，琉璃渠村有琉璃烧制技艺等，灵水村有秋粥节。另外，中国民俗学发祥地之一的妙峰山庙会是门头沟地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遗样本，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留下了宝贵的史料素材，是讲述非遗故事的好材料。门头沟发挥其地域非遗文化的特点，将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展演，在一定程度上为讲好通州非遗故事提供借鉴。

 

　　(二)“运河经验”

 

　　大运河沿线城市围绕运河形成了亮丽的非遗景观，通州、天津、沧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城市通过依托运河文化形成了上百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讲好运河非遗故事，扬州、杭州的优秀经验可供借鉴。

 

　　扬州作为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在非遗保护方面注重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相结合，形成了运河城市非遗样本中的“扬州经验”。在运河非遗活动上，扬州市走向国际舞台，如2019年开办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等。在立法保护上，扬州市在2019年1月实施《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建成多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打造非遗集中展示区。在非遗故事讲述的具体细节上，如深入挖掘一代帝王隋炀帝的传说，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想象空间，达到丰富非遗故事的目的。以此作为启发，讲好通州非遗故事，也应该深入挖掘与北京市、通州区的名人有关的非遗故事。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而作为运河南端城市的杭州，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呈现出另一种特色。杭州市非遗保护工作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拥有各级非遗项目数量较多，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38项，且多与运河关系密切。杭州建立了全国首家非遗主题文献馆、专题非遗博物馆，出台了《杭州市城市国际化促进条例》。杭州地区依托水乡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杭州推动小城镇非遗基地建设，打造一批非遗旅游经典景区、民俗文化村，并建设有杭州市非遗旅游经典景区。除了在全国积极推广非遗之外，杭州还向世界发出了“邀请函”，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培训班。

 

　　在借鉴“北京经验”与“运河经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必须立足本区域自身的特点，形成独特的模式，打造城市非遗品牌。

 

　　三“四通”模式：通州非遗故事的新讲法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肩负建立古今同辉人文城市的重任，其非遗故事亟待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集中突出“通”的特色。本文提出，讲好副中心非遗故事，可以运用“四通”模式，即：以“京通”为定位、以“贯通”为维度、以“运通”为视角、以“沟通”为线索。

 

　　(一)以“京通”为定位：串联通州与北京

 

　　通州作为北京的东大门，是各地通往京师的水陆必经之地，其与北京的门户依存关系不仅体现在交通地理之中，更在通州非遗故事中有迹可寻。大运河强大的交流运输功能，使得宫廷的技艺流传于京津冀各地;清末民初，宫廷精美艺术的制作技艺又散落民间，使得通州的非遗工艺品带有宫廷的气息。讲好通州非遗故事，应以“京通”为定位，促进通州与北京的联动与交流。

 

　　通州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呈现出独有的宫廷技艺特点，其造型逼真，技术含量极高。自北京建都以来，历代统治者征调全国的能工巧匠，为宫廷服务。[2]明清时期，宫廷的奢靡生活将花丝镶嵌技艺推向了顶峰，如今通州几位传承人仍坚持的古法花丝镶嵌工艺制作技艺，都是从宫廷造办处的老师傅代代传承下来的。

 

　　不仅花丝镶嵌工艺展现了宫廷色彩，通州地区的景泰蓝、雕漆和玉雕技艺也源自宫廷。民国以后，在北京王府井、灯市口和打磨厂等地，出现了景泰蓝作坊，通县有人进京学艺，艺成返乡，兴办景泰蓝作坊。[3]通州漷县的靛庄景泰蓝制作技艺(区级)，工艺精湛，不仅开拓了国内市场，也打入了国际市场。雕漆工艺在元明时期从江南落户北京，明朝征调大批优秀匠师来京，所生产的雕漆作品供上层使用。[4]清末雕漆艺人流落民间，雕漆技艺才在地方兴起。传承至今天，通州有通州雕漆制作技艺(区级)、雕漆制作技艺(王慧茹)(区级)、雕漆制作技艺(王继勇)(区级)非遗项目三项。精湛的玉雕工艺也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清末民初，通州地区知名玉匠李耀在和平门附近开“义珍荣”玉作坊，后又有大批通州人进京学习琢玉。通州玉器制作技艺(区级)所在的台湖镇便有了“玉器之乡”的美誉。

 

　　再如骨雕，据骨雕传承人陈道清的师父陈国清说，他的师爷安士奎曾给宫廷里的达官贵人制作骨雕。[5]陈道清做学徒时学习象牙雕刻，因为象牙被禁止销售与出口，所以使用牛骨雕刻。可见骨雕工艺同样体现了通州与北京的关系。

 

　　追溯以上非遗项目的渊源，花丝镶嵌、景泰蓝、玉雕、雕漆和骨雕，都与北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个非遗项目“面人汤”面塑却是生长在通州，最终在北京发扬光大，名声大噪。这些非遗项目都体现了通州作为北京的门户，其与北京有着重要的依存关系，也有着割不断的文脉。

 

　　(二)以“运通”为视角：融合非遗与物遗

 

　　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伴而生，密不可分。通州非遗与物遗的天然紧密联系体现在众多方面，讲好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应当充分挖掘非遗故事中所包含的“运通”。

 

　　2014年，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河道“中国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作为大运河的关键城市，通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运河古河道、沿岸城镇、漕运码头和仓储设施等。通州的非遗项目也与大运河息息相关，依赖运河蓬勃发展。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市级)就是在明清两代运河进入鼎盛时期的背景下，依靠北运河地理环境而产生的漕船船工的劳动号子。通州运河号子既有雄壮高亢的，又有衬托北运河和缓的水势而平缓抒情的。如今运河号子失去了传承的环境，整理、记录运河号子成为当务之急。通州运河号子整理人常富尧与永顺镇盐滩村老船工赵庆福老人合作，收录运河号子的谱调，使运河号子声重新在通州地区回响。

 

　　大运河的传说(区级)也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分割。大运河传说的整理人郑建山认为，大运河的系列传说故事承载了通州民众对大运河的集体记忆。如直接与运河有关的有《铜帮铁底古运河》《宝塔镇河妖》等故事。一支塔影认通州，大运河的传说中有八篇与通州地标性建筑燃灯塔有关的故事，如《通州燃灯塔》《燃灯塔的传说》《姐妹造塔》等，都与物质文化遗产有关。

 

　　大运河庙会与运河沿岸村镇存在着密切联系，张家湾镇里二泗村便是其中之一。古称“船到张家湾，舵在里二泗”‍‌‍‍‌‍‌‍‍‍‌‍‍‌‍‍‍‌‍‍‌‍‍‍‌‍‍‍‍‌‍‌‍‌‍‌‍‍‌‍‍‍‍‍‍‍‍‍‌‍‍‌‍‍‌‍‌‍‌‍。通州里二泗小车会(区级)、通州里二泗高跷会(区级)正是运河孕育而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里二泗河神祠四月四日有庙会……远近游人年必万人攒动,红男绿女,少长成集。”[6]可以想象几百年前里二泗庙会的盛景，如今每年元宵节前后，里二泗佑民观仍有庙会活动。

 

　　大运河沿岸信仰习俗与运河存在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大运河沿线诸多信仰习俗也与水运、漕运相关，如妈祖信仰习俗、仓神信仰习俗，以及与桥梁水闸等水利工程建设有关的鲁班信仰。在史料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漕运总督张瑄指挥船队逆水而上,货物要经里二泗运到北京。为了保障运河漕运畅通,遂在庙内供奉了“天妃神像”，后又改“天妃宫”为“佑民观”。[7]同时运河沿线有着许多龙王庙或小神庙，通州城中原来有天后宫。可见，漕运的兴起为通州地区带来了诸多民间信仰习俗。

 

　　通州受运河文化的滋养，在其区域内产生了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形式多样的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在通州这片土地上通过运河联系起来，有着极其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互相交织承载着通州地区的文化，共同反映着通州人民的才干与智慧,体现通州文化的多样性。讲好通州非遗故事要以“运通”为视角，充分挖掘运河在非遗传承发展中所起的巨大功能和传播作用，将通州的非遗与物遗串联起来，使得古老的非遗“活”起来。

 

　　(三)以“贯通”为维度：连结地域与历史

 

　　讲好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更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放在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之下考察。上百年来，运河上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南方的贡物、物资、粮食被源源不断运到北方，大运河成为联系南北方文化的纽带。讲好通州非遗故事，必须充分了解通州非遗所产生的历史与地域背景，将通州非遗发展历程的时间与空间“贯通”起来思考。

 

　　通州运河龙灯会(市级)的发展壮大归功于运河强大的交流传播功能。在龙灯的细节之处就可以寻到文化交织融合的影子，运河龙灯通体呈蓝色，寓水底祥龙之意。蓝色的龙在北京地区极为少见，而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却有一定的分布，这是因为大运河把南方地区的文化、习俗带入北方，并在通州深深植根而形成的。可见，通州运河龙灯融会了南北龙灯的特点,形成其独特的风格。

 

　　再如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其特点是“水稳号儿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调含南腔，闲号独一份儿”，所谓“北调含南腔”，是指通州的运河号子和南方的民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含有南方民歌《茉莉花》的音调。而“闲号独一份”则体现北运河的地域特点。唱“闲号”的现象在运河号子中极为罕见，而北运河水势平稳，没有急流险滩，在船到码头尚未卸船的间隙，领号人有精力、有心情和船上岸上的人交流才唱“闲号”，这反映了北运河的水文特点。

 

　　地域的相通还表现在“面人汤”面塑上。运河在“面人汤”面塑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运河因其强大的交流传播功能使得“面人汤”面塑在通州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在光绪末年，北京地区最有名的面人师傅是沿运河北上的曹县艺人。汤子博正是被曹县面人所吸引而着迷于面塑艺术，在创作中不断改进，最终成为一代声誉贯京华的面塑大师。在学习面塑的经历中，汤子博不仅游览京城，还游历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辽宁、山东，边采风边创作，将北国石窟、庙宇的雕塑艺术不断融入进来，才使得面塑艺术最终登堂入室。[8]

 

　　此外，体现地域间联动、交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胜枚举。运河通过其强大的交流传播功能将南方工匠和优秀技艺运输到北京，才有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运河把途经地的食材、人员、工艺运输到北方，才诞生了广受欢迎的“通州三宝”——大顺斋糖火烧制作技艺(市级)、小楼烧鲇鱼制作技艺(区级)、仙源腐乳制作技艺(区级)(仙源腐乳原名万通酱豆腐)，也有了从山东煎饼改良而来、更加适应运河潮湿气候的通州饹馇饸(区级)食用习俗。

 

　　可见，通州非遗有着自己独特的时间尺度和空间运行轨迹，在通州这片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最后开花结果。通州非遗是通州人民世代相承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最古老也是最鲜活的文化历史传统，富含鲜明的地域特色，是通州城市的名片。讲好通州的非遗故事就要以“贯通”为维度，明确非遗故事中的时间尺度、空间轨迹，以及其所包含的地方名片生成关系。

 

　　(四)以“沟通”为线索：对话阶层与人群

 

　　通州非遗凝聚着通州人民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是通州人民的生命记忆、是通州人民创造力的精神源泉、是通州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通州人民永恒的精神家园。讲好通州的非遗故事，应当充分挖掘非遗故事中所包含的“沟通”。

 

　　通州非遗与形形色色的阶层和人群有关，有着宫廷与百姓、汉族与少数民族、文人与市井的影子;而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之中，也有着师徒、父子代代相传的历史印记;在非遗的传播与展演中，有着专家、学者、爱好者的关注，也有着市民大众甚至外国友人的市场。可见，不同的身份的人群与阶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交错中不断对话、交流。

 

　　在大运河的运输交通作用下，通州地区汇聚了不同的民族，产生了各式风味的小吃，构成了通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州三宝”就是重要代表之一。大顺斋始创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回民刘大顺随运粮船从南京北上至通州并落户。几百年间，“大顺斋”创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清真糕点。而1918年，祖居通州的回民资本家马兆丰独资创办“万通酱园”，生产经营各种酱菜，主要产品是“仙源腐乳”。小楼原字号“义和轩”，是由回民李氏兄弟合伙经营的，最初以肉饼而闻名，烧鲇鱼上市后成为小楼的招牌菜。追溯“通州三宝”的历史，“通州三宝”的创始人均是回民同胞，他们代表着通州地区清真饮食文化，体现了通州非遗的民族多样性。

 

　　文人墨客也在通州非遗文化上也占一席之地。曹雪芹不仅是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更是风筝观赏家和制作家，他对风筝的扎、糊、绘、放四艺十分精通。其著作《南鹞北鸢考工志》被发现，风筝制作的部分被抄录保存，成为老北京曹氏风筝制作技艺的方法。通州永乐店镇临沟屯村的风筝制作技艺(区级)从曹氏风筝发展而来，其风筝制作质量上乘、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市井文化也能在很大程度得到展现。通州毛猴制作技艺(区级)就是市井文化的代表之一，用辛荑和蝉蜕制作的毛猴惟妙惟肖、神采奕奕，受到老北京民众的热爱。通州大风车(市级)广受人们欢迎，其不仅在香港回归时得以展示，更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并在新西兰的亚洲艺术节得到外国友人的关注‍‌‍‍‌‍‌‍‍‍‌‍‍‌‍‍‍‌‍‍‌‍‍‍‌‍‍‍‍‌‍‌‍‌‍‌‍‍‌‍‍‍‍‍‍‍‍‍‌‍‍‌‍‍‌‍‌‍‌‍。大风车的传承人梁俊工艺精湛，被称为“风筝大王”，享誉世界。正是通州的文化土壤，滋养了通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州非遗是通州地区世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传承人是非遗的继承者，市民是非遗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政府部门是非遗保护主导者和推动者，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讲好副中心的非遗故事要以“沟通”为线索，寻找通州非遗故事中不同阶层、人群与非遗之间的联系。

 

　　四“四通”模式对讲好副中心非遗故事的现实意义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反映了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下，运河流通、物资运通、人员沟通、技艺精通，形成了开放包容的非遗文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遗故事在贯通古今的大背景下，展现出了宫廷、官僚、百姓与手工业者的复杂联系，南北方物质生产与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历史遗迹与传统艺术融会贯通，人文精神与民间信仰共塑城市风貌的历史画卷。通过“四通”模式讲好非遗故事，活化文化遗产，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非遗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是加快构建运河非遗传承景观范例的有益尝试。

 

　　第一，有利于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为副中心的非遗保护及传承提供新思路。以“四通”模式讲好非遗故事，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民众对话，以运河作为历史传承与现代对接的空间，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交相辉映的特点，使得明清以来副中心地区的民间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有利于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运河既是水脉、是文脉，更是一个城市的血脉，“四通”视野下的非遗故事，是副中心城市文化的网络构架，也将成为副中心文化的金名片之一。讲好副中心非遗故事，有利于保护并利用好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构筑全面覆盖、亘古及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体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文化交流场所，增强文化创新驱动力，充分展现副中心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加大非遗的宣传力度和影响力，为非遗保护及传承提供新思路。

 

　　第二，有利于形成通州大运河非遗保护与传承新模式，尝试构建大运河非遗保护与传承景观范例。中国大运河是以人类创造的大型水利水运设施为主体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通州段是这份完美又独特遗产的重要部分。作为活态的、线性的和依然在发展变化着的特殊的文化遗产廊道，副中心不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留下了内涵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水平、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的保存和反映，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文化资源。立足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契机，以大运河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四通”模式为景观范例，推动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全面展示大运河文化魅力。将副中心新模式普及到大运河沿线地区，进而为大运河沿线其他地区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新借鉴、新思路、新范式。

 

　　第三，有利于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北京全国中心文化建设。以“四通”模式讲好非遗故事，是《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文件文化建设要求的体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处“三大文化带”之一的“大运河文化带”，应深入挖掘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讲好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活化文化遗产，展现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独特城市魅力。立足于讲好副中心的非遗故事，进而讲好北京故事、中国故事，传播古都历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展示首都文化魅力和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推进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注释：

 

　　[1]白硕：《大运河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社会》2016年第6期。

 

　　[2]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编：《不能隔断的记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3]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编：《荟萃民间：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年，第878页。

 

　　[4]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汉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编:《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8年，第400-401页。

 

　　[5]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编:《荟萃民间：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录》，第855页。

 

　　[6]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编:《荟萃民间：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录》，第855页。

 

　　作者：常然孙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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