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的文化人格——国家大义或忠义勇武的精神追求

近年来中国武侠剧在日本热播形成所谓的“华流”，究其原因主要是中日两国人民曾经对“武”的追求和创造。本课题将从中国侠士的国家大义和日本武士的忠义勇武的角度，对比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在文化人格上的相异之处。（一）中国侠士和日本武士的产生及其文化背景

中国是一个礼乐的国度，古代的教学内容便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当先，通过礼的外在行为约束和乐的内在情感熏陶，并用道德教化来维系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大一统。中国侠士的价值观便产生于这种朴素的感情因素中，以人情而不是以理性和实利为基准。侠士的诞生直接源于“士”的文武分途，指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的阶层。春秋末期，政局动荡，“士”阶层开始进行分化重组。有一部分保持武士本色并汲取民间社会的文化，发展成为早期的侠士。秦大统一后，儒为上层社会统治者利用，侠由于自身平民的特性而作为社会的离轨因素留存于民间，和朝廷之间带着异乎常规的疏解力。虽然远离国家的权力中心，他们一直心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彰显着爱国主义与深厚的民族情结，凝结成为侠士精神的精髓——国家大义。 与此相比，大和民族素有尚武的传统。大化革新的税制改革使得封建贵族地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集聚了大量的土地，建立起了“庄园”。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8世纪初期庄园村落开始有了武装部队。平安时代早期(8世纪末—9世纪初)，恒武天皇提出将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给任何为自己巩固扩张统治范围的地方豪族，豪族实力由此壮大。平安时代（11世纪-1191年）末期庄园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庄园部队也超越庄园范围组成了武士团，形成地区性武装集团。期间，1159年的平治之乱使清平盛当上了朝廷最高官职——太政大臣，武士的栋梁获得这一地位是史无前例的，平氏势力开始崛起①。此时，朝廷已经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之力，武士进一步得到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最终形成日本社会平氏、源氏两大武士一分天下的政局。直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武士由庄园护从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渐渐介入政界，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江户时代，德川家康用法令将武士定位于士农工商之首，武士离开土地，从领主那里领取粮饷，丧失独立性。武士是依附统治阶层的某段链条充当政治工具而形成的，这就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准绳是遵从主人的意志维护集体的义理，所以忠义勇武就成了他们不可违背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