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职称评审，期刊投稿，期刊论文发表,经济管理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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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们在图书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方面尝试多方寻求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 文章仅以版权“走出去”为例，结合多年来着手负责的文化著作版权输出经历，总结了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的些许经验，简要探讨影响版权输出质量的相关因素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出版; 版权贸易

 

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出版物版权对外输出在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并且助力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 文章结合多年来着手负责的文化著作版权输出实际案例，总结了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的些许经验，简要探讨影响版权输出质量的相关因素。

 

　　图书的版权贸易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输出平台，搭建了输出路径。 于出版界而言，目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手段主要还是图书版权输出，即积极把自己的好书及时地展现给国外市场，或与海外出版机构联手打造自家图书的海外版。

 

　　一直以来，由于受异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心理所限，我们实现版权贸易的图书多集中于艺术、中医养生等学科，输出地域也多集中在周边日韩等国家。 而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放宽和扶持力度的加强，于版权输出而言，不仅图书输出的数量逐步提升，而且内容也呈多样性发展趋势。 比如当下我们优质的文化著作就越来越受到国外读者的偏爱，尤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沿性专著更是突破了周边地域国家的市场，而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欧美市场，应当说已经具备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了。

 

　　结合以往的教训，尤其对于中小出版社而言，仅凭出版社自筹先将自家的中文版本翻译为外文版本再输出，或与外方机构合作，在支付翻译费用及版权输出费用方面单凭出版社自筹去实现图书“走出去”还是难度较大，最终导致很多内容优秀的出版物因为没有立项成为国家出版项目而与“走出去”失之交臂。

 

　　而现在，政府在文化“走出去”方面也积极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宏观层面上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并在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过程中，以“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扶持出版的形式，鼓励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积极参与，出版和科研单位也极力发挥主体作用，集中中外文化和出版传播者的力量和优势，以国家立意的高度建立“走出去”的桥梁，以双赢的商业运作和发行模式，力争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多角度、多样式介绍给世界。 这对于出版社而言，不仅让自家的优质图书获得了国外读者群体的认同，而且实现了出版战略格局的灵活多样转变，打开了走向世界的窗口。

 

　　而在图书“走出去”过程中，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我们的图书在作者层次上是极高的，内容上也是优质的，为何“走出去”的步伐却屡屡受挫呢? 现在回想，应该是国外出版机构定位、翻译文风、推介方式的处理不当，导致我们的图书在国外市场水土不服。

 

　　一、影响图书“走出去”的三大因素

 

　　因素一：我们的图书内容是否与国外出版机构的选择和定位契合

 

　　由于文化类图书通常专业性较强，因而要求我们在寻求国外出版机构时，实现做足调研。 也就是说，自家的图书是哪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想最先以哪个文种走向哪些国家。 结合与一些国外出版机构合作过的经历而言，比如德国施普林格、日本セカイアイ出版社等知名国外出版机构，他们对于自身出版和引进的图书市场定位是非常精准的，少有多种类或跨学科内容出版的情况。

 

　　比如，施普林格出版社就是集中于自然科学、社科类学术著作的引进及网络出版，日本セカイアイ出版社倾向于社科文化类专著的引进出版等。 因此，率先做好国外出版机构出版类型的调研，寻求与自家图书内容精准匹配的国外出版机构，确定版权输出至哪类国家，进而确定图书要翻译的国外语种，再适时推介我们的优质图书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素二：我们的图书版权推介方式是否积极恰当

 

　　首先，通过国际书展开展版权推介是出版社常见的版权输出方式，即通过书展的公共平台，国内出版社可以与直接与国外出版机构初步建立联系，并进一步了解其相关的出版范围和选题需求。 适时将自家合适的图书选题推介给对方。 同时，借助自家的学者和作者资源，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专家的海外力量，精准了解国外出版机构的出版动态，也不失为了解海外出版机构动态的直接的方式。

 

　　其次，借助西方版权代理机构的成熟机制，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的便捷平台，及时传递输出选题信息，商议规划输出方案，适时派送人员考察学习，培养专业化、国际化的版权代理人才。 再次，除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与外方出版机构取得联系，我们还可以直接走访诸多大型国际出版集团设有的驻华分支机构，与这些机构人员面对面地交流，不仅更便于取得长远的信任，建立长久的联系，而且通过填写对方选题表需要的内容，及时且全面、准确地将我们合适的图书选题推介给对方，这一方面可以助力我们的图书第一时间到达国外出版机构人员手中，不失为保证图书顺利输出的一个依据，另一方面，我们的人员与他们这样面对面地交流，也是难得的调研和学习机会，相信也能够提高自身的出版眼光和水准。

 

　　因素三：我们的编辑和版权人是否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

 

　　学术著作“走出去”离不开编辑或版权人的策划、运营。 若要实现版权“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编辑或版权人首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层次和外语水准，在意识形态及阅读习惯方面要努力提升国际视野，缩小文化差异，同时，对于出版法律法规等熟稔于心，精通版权贸易国际化运转操作流程，具备集成和创新能力，能够结合数据分析市场和受众，及时查找输出选题实施的重点、难点，通过知识服务进行创新设计，并能够灵活运用多媒体形式进行表达和传播，这样才能对海外出版机构的选题策划和出版、营销和运营等流程环节和形式有充分、精准的了解和把握，进而保证我们的优质图书完美地“走出去”。

 

　　二、实现版权“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路径一：在计划性、适时性方面明确“走出去”对策。

 

　　率先明确自己的图书与目标落地国本土文化的契合点，即双方首先要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这也是符合版权输出图书质量要求的有效方式。 因此，我们在最初的选题策划方面，就应通过切实长效的激励机制不断强化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突破单纯依靠传统文化来宣传自己、扩大受众群体的思维局限，以打造精品意识精耕细作，围绕国家对外宣传重点方向。

 

　　在主题类、重大时间节点等方面专注于开发基于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价值含量高的图书，加强内容建设，让自己拥有更高质量的版权资源，为“走出去”提供适应性强的优质选题。 同时要借助各种海外机构的资源平台，迅速了解海外图书发展趋势及选题内容要求，及时向外推送我们优秀的内容资源，保证我们输出的内容有的放矢。 于出版社而言，更要通过统一的集中管理，务实跟进保证版权输出的合规性，以科学的竞争策略实现对版权的保护，让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

 

　　路径二：在科学性、有效性方面保证和提高版权“走出去”质量。

 

　　图书“走出去”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于合作出版的外文图书而言，如何使一种文本既保留原作固有的文化本色，又符合异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心理，译者的“再创”和外方出版机构的配合尤为重要。 结合以往经验，我们深刻认识到“走出去”的一部分作品，的确因为翻译质量的问题而直接影响了目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所以，借鉴国外出版机构给与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资源的累积，并在外文审校方面由译者推荐审校者和海外编辑组成出版团队，尝试追求国际化编审校的出书方式，也能够助力输出图书主题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双向匹配。

 

　　为保证原著主题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不走样、阅读流畅性不受阻”，我们须先对中文原书进行二次“修整”，联合原著作者的海外资源，寻请输出国相关内容研究的学者担纲译者，将他们的建议率先融入中文图书的修整工作中，而后进行翻译与校译。 如此，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译文不是简单的外文编码，而是能够真正结合目标用户的语言特点及文化喜好，为译稿附上输出国家的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元素。

 

　　在图书“卖相”上，要力求装帧设计与国际审美标准贴合，可以通过积极走访驻京外方出版机构，多方考察欧美、日韩国家图书装帧与设计元素风格，并与外方编辑、印制人员亲身交流装帧设计经验，通过微博、微信、邮件的渠道加入他们的设计团队，把自身遇到的装帧设计难题及时反馈给对方，大到封面文案、内文版式，小到装帧取材、装订压膜等所有问题，通过积极真诚的交流得以解决，相信可以有不小的收获。 这些不仅能够保护“走出去”图书的文化价值，而且能够提升输出作品的海外市场共鸣度。

 

　　文学论文投稿期刊：《中国编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编辑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编辑》杂志出版社出版，是专业性极强的编辑领域专用刊物，解读法规，研究趋势，探讨问题，总结经验，对编辑出版工作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和极大的实用价值。

 

　　路径三：在方向性、地缘性方面着手和扩大出版“走出去”规模。

 

　　面对本土化发展的挑战、国际运营人才的缺乏、新媒体对读者的吸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于地方出版社而言，原本就属短板的出版“走出去”，在欧美市场开拓效果不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积极尝试加强同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合作。 比如，借助我们在地缘文化、历史或边疆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仰仗“扩大对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版权输出规模”的政策优势，积极寻求与境外非大型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务实跟进开展小语种图书的版权贸易，不失为增进版权贸易实现的良好对策。

 

　　诚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扶持下，图书版权贸易形势良好，相信我们的图书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扶持。 而若要借助政策的优势，促成版权贸易的发展，就更需要优质的图书资源、专业的人才储备，以及完善的版权贸易管理体系，这可能是图书“走出去”工作的重点和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 蒋茂凝.新时代出版业两个效益辩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编辑,2020(5): 4.

 

　　[2] 李旦.铭记历史,让世界了解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版权输出案例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8(8):9.

 

　　[3] 国务院法制办: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注解与配套[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作者：李绍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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