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职称论文，职称评审，期刊投稿，经济管理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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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伊始暴发一直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正在重构经济政治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新变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加速时代以及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的常态化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再陌生化过程，而其核心就在于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应围绕重建制度信任与社会信任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着力加强社会治理各主体间的协同，坚持法治原则提升制度刚性和有效性，以及动员社会力量以形成社会治理网络等方面，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国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有效路径‍‌‍‍‌‍‌‍‍‍‌‍‍‌‍‍‍‌‍‍‌‍‍‍‌‍‍‍‍‌‍‌‍‌‍‌‍‍‌‍‍‍‍‍‍‍‍‍‌‍‍‌‍‍‌‍‌‍‌‍。

 

当今，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共环境等方面的现代性风险迭发并日渐常态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行稳致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优化及其治理效能的提升。 当今，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全球在地化的实践中已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如人口、资本、信息等要素流动加速，社会关系重塑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由此，社会治理有必要依势而变，在持续创新中不断优化体制并提升效能。 2020年伊始全球暴发并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在重构既有经济政治格局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由此，本文将聚焦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社会的再陌生化及其内在逻辑，以求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现实基础与依据。

 

　　一、风险常态化与城市社会的再陌生化

 

　　进入到晚近时代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推动下，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以及深度不断增强，这些不同推动力量的交互作用，正在使人类社会转型日趋复杂化。 一方面，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正发生巨变。 个人日益从各种各样的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从而越来越面临着孤独地面对整个抽象的现代世界的生存处境，孤独和竞争性焦虑变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熟人社会”正在逐步转向“陌生人社会”，并在常态化的社会风险下走向再陌生化。

 

　　从理论上看，早期的城市性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带来个体的差异范围扩大，血缘关系淡化，邻里关系消失，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距离，加深独立个体间的相互排斥，人际关系淡漠冷漠。 [1]这种人情淡漠、世故、以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人际关系等现象，正是城市社会特质，也就是所谓的“陌生人社会”。 如前所述，随着四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陌生化”的蜕变：人口大规模流动、家庭结构日益简化、人际交往范围广程度浅且联系松散、匿名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约束力也就随之减弱。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人情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快速转变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龙头城市——上海则更快进入这个过程。

 

　　这种社会的陌生化首先体现在外部人口进入以及内部的人户分离。 从上海的现实情况来看，截至2019年底，外来常住人口为97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3%; 同时，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也处于较高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海人户分离人口增至384.14万人，较2000年增长了70.8%; 到2013年已达515.8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比例近四成。 这种大规模人口跨地域流动促成了上海“流动社会”的格局，而这些具有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职业层次等人群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使得原有基层社会较为单一的人口构成变得更有异质性，变动性也更强：当新成员进入老街坊，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之间难免会因为日常生活方式与习惯、文化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等产生碰撞乃至于矛盾和冲突，从而为社会的陌生化提供了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线上网络社会日益成为与线下现实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并呈现出与陌生人一样的匿名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有学者指出，真实的线下社会在场互动中，个体之间是全方位接触，而虚拟的线上不在场社会互动中，个体接触到的是被删减之后留下的好的部分，这种互动关系是不稳定的不全面的; 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会带来狭隘和孤独。 [2]其中，社交媒体的“二次脱域”即主体交往活动突破地域、突破交往空间以及身份突破现实社会限制等塑造了“新陌生人社会”。 [3]可以说，网络社会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陌生化。

 

　　正是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社会的双重作用下，社会风险的频发正在促使社会再陌生化。 肇始于2020年初并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各地乃至于全球都进入了一个阻击疫情的紧急状态之中，更是凸显了在千禧年以来高风险社会和不确定社会的显著特质，从疫情的暴发到政府紧急响应以及经济社会情势的变动，反映在社会关系层面，那就是我们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再陌生化的过程：即由于未知风险的存在，原有陌生化的社会关系进一步疏离，本体性安全的要求又引发了社会成员的过度反应，从而进一步消解了既有的社会关系纽带。

 

　　从现实来看，由于政府防控举措及各种媒介对防护疫情的大力宣传，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安全产生了极大关注，这种关注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减少人际直接接触，保持社交距离。 正如有人将“别来无恙”解释为“你别来，我无恙”，使得社会关系的密度极大下降; 同时，也由于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15秒感染”“50秒感染”等案例的出现)以及目前对其认知尚有局限，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人们视陌生人为潜在传播者的可能性，由此“敬而远之”使得关系疏远。 这一现象或过程，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再陌生化”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的再陌生化反映的是在常态化社会风险的背景下，进一步放大了原有现实社会流变与虚拟社会的匿名化和不确定性，也是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不确定时代”的日常呈现：系统性的不确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说不确定性的显现系统化正在重塑社会转型的关系与过程，[4]并由此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并由此对转型中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社会再陌生化的内在逻辑及其挑战

 

　　可以说，社会的再陌生化是现代性的后果。 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乃至于后工业阶段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重组相同步，人们逐步从传统共同体的共同生活转向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生活，而整个社会中用以为个体生活提供参照的基础性参照框架，是以陌生人为典型形象而构造出来的。 [5]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为社会加速所扩展、为后真相时代所扩散并由此形成制度性的信任危机。

 

　　从宏观来看，21世纪以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加速时代(Acceleration)，表现为科技加速改变了时空关系，社会变迁的加速增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生活步调的加速增大了人们的压力，更为忙碌的生存状态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

 

　　加速的社会带来了空间异化，人们越来越感到身处在一个非常陌生或是越来越陌生的空间当中; 物界异化，面对加速更新的产品而不断适应新的陌生事物，对象的使用越来越不确定; 时间异化，由于社会生活加速得太快，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并最终造成自我异化。 人们因为稀缺的时间而无法追上这个世界的变动速度，以至于仿佛被世界甩开、抛弃。 莫名的孤寂无力感，最终会因为速度而侵吞生活。 [6]可见，社会的加速变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迁，也带来了现代人越来越陌生和疏离，社会加速由此成为社会再陌生化的重要逻辑。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Post-Truth)，也就是在大数据弥散、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让人目不暇接，人们的注意力早已成为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体信息诉诸情感和观点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真相的重要性。 [7]这就导致了在主流权威媒体缺席的情况下，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为了吸引眼球而频频发布迎合受众的各种虚假新闻、反转新闻，刻意扭曲事实、主观夸大甚至煽动各种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行为。 如在疫情暴发初期，“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体温计，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这种群体性恐慌的产生一方面来自对不确定威胁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受到从众心理的催化，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如火如荼，且深关个体健康而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同时，电视、网络及各种自媒体持续更新疫情信息，在虚假消息传播的同时，个体也可能因为接受信息过多而发生信息过载，进而呈现出某种恐慌或者焦虑。

 

　　由此，基于社会加速与“后真相时代”的整体氛围，“社会再陌生化”状态及其疫情(加重)所产生的群体性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国快速转型的加速效应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乃至于对制度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如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由于病毒传播的渠道仍不能被大众明确知悉，陌生人由此被认为可能是危险的潜在来源，由此产生了许多污名化的实践表现，体现为对来自武汉等重点地区人员的恐惧和排斥，由此扩展到所有的外来人口; 从政府的角度看，也在加强防控举措的同时采用阻遏人员流动的必要措施来加以应对，但在群体性恐慌的背景下，外来人员的危险性容易被放大，加之相当多的外来人员刻意隐瞒相关信息而导致的潜在性威胁，使得这种恐慌被一再放大，进而产生群体性共振，造成社会性恐慌。

 

　　从理论上看，我们正在经历的快速现代性过程，不仅仅影响到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冲击了人们的价值体系。 在这种变革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行为活动的偶然性支配着一切。 面对传统社会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日渐失效的现实挑战，人们在一种苦恼与痛楚的疑惑之下，逐渐对既有的日常生活丧失信心与信任。 这种漂泊的不安全感和对事物的不确定感，导致人与人之间逐渐产生信任危机。 正如鲍曼所言，在不确定性的当代，安全感的缺乏使人们“寻找可以确定地永久地归属于它的组织”。 [8]如果政府及社会公共性制度难以形成并有效运作，这种信任危机就会扩展而成社会性的恐慌，并反作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则会进一步加重这种信任危机。 换言之，如果对制度的信任无法有效取代基于人际关系的熟人信任，那么社会信任就体现为缺失的状态‍‌‍‍‌‍‌‍‍‍‌‍‍‌‍‍‍‌‍‍‌‍‍‍‌‍‍‍‍‌‍‌‍‌‍‌‍‍‌‍‍‍‍‍‍‍‍‍‌‍‍‌‍‍‌‍‌‍‌‍。

 

　　由此，伴随社会再陌生化而来的挑战是如何在日益不确定的时代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治理的创新提升制度与社会信任，以便于增强个体、群体、组织等各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共识行为，提升有效应对来自外界的不确定性或扰动时恢复平衡状态的能力。 [9]换言之，创新社会治理以提升社会韧性是当前推动制度优化以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三、提升制度信任与社会合作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索

 

　　当今，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的同时，现代性带给社会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我们今天这个流动的时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坚固不朽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我们渴望的，以及我们恐惧的，都在变化。 ”由此，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就像生活在流沙之中，没有任何固定的、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 [10]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是当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 正如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新的传染病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感，从而产生某种手足无措。 [11]其实，在进入高度不确定社会的场景下，在面对社会再陌生化的背景下，这种不稳定感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并由此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以说，应对这种新常态，需要以进一步改革创新的战略思维，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协商民主、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要围绕持续优化多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网络、坚持法治原则提升制度和规则信任、有效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的响应机制等：

 

　　首先要持续优化多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网络。 从某种程度上看，不确定的新常态意味着风险或问题的发生、演变及其发展很难被预料，尤其是在社会再陌生化的背景下，各主体之间的协作与整合尤为重要。 换言之，越是面对不确定风险，越是要打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各主体的联通网络。 在治理实践中，政府行政治理所强调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所借助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往往暗含着一些相互矛盾的诉求，并在各自运作的领域中自发地排斥另一套机制的涉入。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试图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都会面临很大挑战。 [12]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要能够整合多主体共同应对社会治理问题，关键就在于形成多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网络，发挥主体跨界的能动性与有效性。

 

　　其次是要坚持法治原则，强化制度的刚性提升其有效性。 要进一步强化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原则，提升其执行力和有效性。 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党委和政府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如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从党中央到各级党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根据疫情状况及发展预判，及时、有效地运用相关立法展开防控，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也体现了执行力，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公平公正执法，充分展现了制度的刚性，这也是重塑制度信任的关键和根本。

 

　　再次要重视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媒介干预，形塑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 如前所述，在“后真相时代”下，各种谣言或不实报道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甚至遮蔽了真实信息的传递并造成恐慌，从而将社会再陌生化的负面效应持续扩大。 当今社会，随着各种社交媒体、自媒体快速发展，舆论环境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格局，要进一步提升主流权威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政府应及时准确发布各种信息，尤其是公共事件的发展状况、政府的应对举措、对市民配合的明确要求等，通过各种正式渠道广泛传播，同时对谣言或不实信息进行及时的回应，并由此保持传播通路的畅通。

 

　　最后要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协同作用，借助社会力量提升治理创新的有效性。 要在激活个体内在活力参与的同时，使得社区和社会组织能够形成与政府治理的有效衔接。 根据风险防控的相关需求，有效调配社会力量(基层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及第三方)，发挥其专业性、社会性优势; 在社会力量的动员过程中，要注重对话协商，使得多元的意见、利益和价值得以比较、协商、融合，允许积极正能量的多元意见得以公开表达，由此促进有序参与和协同治理，弥合公共危机中的利益协同机制，从而一方面提升公共危机管理绩效，另一方面也拓展不同利益主体的合意空间。

 

　　而要想激发社会内在活力，就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力，推动政府向社会适度赋权机制以及赋权后的秩序“把关”机制的有效运转，并由此持续提升社会公众的公共性意识与行动，推动社会组织与力量承担社会事务，并由此推动公共社会参与、提升社会治理的能级与水平。

 

　　城市管理论文投稿刊物：贵州师范学院学报设置栏目有教育理论与实践、文化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学、争鸣、中学教育、大学生论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尤其是在社会再陌生化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干预和处理社会风险和应急事件，不仅是对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倒逼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契机，尤其是今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在党引领下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效协同。 可以说，正是在战胜疫病传播的过程中，社会治理效能得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得以推进和提升。

 

　　参考文献：

 

　　[1]路易斯? 沃斯.赵宝海,魏霞,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J].都市文化研究,2007(1): 15-31.

 

　　[2]雪莉? 特克尔.周逵,刘菁荆,译.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许同文.新陌生人社会的自我呈现与社交逻辑[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2): 157-162 .

 

　　作者：张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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